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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许筠与李贽文学观念之比较学毕业论文

2014-05-26 01:31

　　关键词：许筠；李贽；功能观；文学表现观；文学创作观；文学发展观

　　论文摘要：朝鲜朝中期的许筠与中国明朝的李贽，作为各自当时的异端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们在文学观念上同中有畀，异中有同。这表现在文学功能观、文学表现观、文学创作观、文学发展观等几个方面。

　　许筠(1569—1618)是朝鲜朝中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其思想明显受到中国明朝李贽的影响，两人的文学观念也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许筠的文学理论大多是对诗文而言，虽然他也创作有小说，也读过戏曲，但并未有对小说、戏曲的见解；李贽则既有对诗文的观点，也有关于小说、戏曲的看法。他们的文学思想观念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们试对此作一比较。

　　一、文学功能观

　　李贽在《焚书》卷六中说：“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伊呵。恸哭呼呵，涕泗滂沱。歌非无因，书中有人；我观其人，实获我心。哭非无因，空潭无人，未见其人，实劳我心。弃置莫读，束之高屋，恰性养神，辍歌送哭。何必读书，然后为乐?乍闻此言，若悯不谷。束书不观，吾何以欢!怡性养神，正在此间。世界何窄，方册何宽!千圣万贤，与公何冤!有身无家，有首无发，死者是身，朽者是骨。此独不朽，愿与偕殁。倚啸丛中，声震林鹘。歌哭相送，其乐无穷，寸阴可惜，曷敢从容!”(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贽把读书看作是忘却世俗烦恼、获取精神快慰的手段，也可以发现他对文学功能的见解。读书之乐，在于可以歌可以哭，并在歌哭中，使作品的作者获得精神的不朽。也即是文学可以自我愉悦、自我宣泄、获得不朽。李贽最强调文学的宣泄功能，它能使人“恸哭呼呵，涕泗滂沱”。正是在读书中心中的情感得到诱发，从而涕泗滂沱，抑郁在内心的情感得到释放而获得的快适，所以能“歌哭相送，其乐无穷”。他由此还提出怨愤著书说，他说：“《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作也。”他认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比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他主张将胸中积蓄已久的激越浓烈的情感喷薄而出，一泻无余。“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焚书·杂说》)。李贽在创作时，也将自己的激越的情感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袁中道曾描绘李贽时的情状：“每研墨伸楮，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鹘落之。其得意者亦甚可爱，瘦劲险绝，铁腕万钧，骨棱棱纸上。”(《李温陵传》)

　　与李贽一样，许筠在遭受仕途的颠簸、世人的非议后也将自己沉浸于书海之中，自我愉悦、自我宣泄。“唯静处看书，差足自乐。”(《答长侄书》(关于许筠的引文均出自李蘼和编《许筠全书》，韩国亚细亚社，1983年版。以下不再一一注出，只标注篇名。)所以走到哪里就把书带到哪里，“平生坐书淫，五车行辄随。发箧插满床，披读以自喜。……赏玩恣适意”(《寓东厢作》)。甚至把读书当作自己所归之处。他说：“归去来兮，吾挟吾书唯所归”(《和陶元亮归去来辞(并引)》)。嬉于书中，忘却了世事的纷杂，世人的非议，身心获得了愉悦。回头再看看昔日在宦途中的浮沉，读书与之真相去天地，“以书史自娱，实欲界之清都，回视昔日宦途中汩没，相去奚啻天壤哉”。同时，读书创作也使许筠心中蓄积的不平之气得到释放，在上遭到的怨愤得到破除。他因为“不肯敛板拜车尘”，“是以时宰欲杀之，谴诃斥逐何纷缤”。但对许筠来说，“官则可夺气肯夺，二竖虽强难我杀”。铮铮铁骨，“何物人间万户侯!”心中积蓄了许多不平之气，因此，创作就成为他宣泄的一种方式。“日当写诗尽千纸，吐尽胸中不平气”(《余以病火动不充燕行，族谴巡军，作长句赠奇献甫以抒怀》)。1618年，许筠因涉嫌参与谋反遭到诽谤，这是罪大恶极必须处以极刑的罪名。他“无以破穷忿”之时，又想到了创作，“今年春罹谤，席蒿战悸之中，无以破穷忿”，于是他的《闲情录》诞生了。他本来想就此归隐，但没想到，这一次他的命就没了。许筠的大部分诗文创作，都是他用来自我宣泄的。

　　李贽著述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求得不朽。从其《藏书》的书名，即藏之名山以待后世，可以看出他著述的目的，“日《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许筠也很重视文学的不朽功能。他说：“高文自足映千代。”对于文人来说，可以不朽的，恐怕只有著书了。他为其兄整理诗集，目的“欲写以传世，以期不朽”(《鹤山樵谈》)。他作《闲情录》也是想能传世：“异日林下若值遗世绝俗之士出此编以相扬榷，则庶不负初赋云。”他认为留名万代，声名不朽远比一时之利重要，“与其享利于一时，曷若流名于万代?”(《游原州法泉寺记》)他为一些像严处士“名湮没而不传者”立传，也有为他们扬名的思想。在他看来，这些身困穷厄之士，把“不朽”看得比富贵还重要，他们是不肯“以一时富贵易此名也”。

　　虽然李贽、许筠都是特立独行的反传统的儒士，但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文学的教化功能。李贽论剧本《拜月亭》说：“详试读之，当使人有兄兄妹妹，义夫节妇之思焉。兰比崔垂名，尤为闲雅，事出无奈，犹对天盟誓，愿始终不相背负，可谓贞正之极矣。”论《红拂记》说：“乐昌破镜重合，红拂智眼无双，虬髯弃家人海，越公并遣双妓，皆可师可法，可敬可羡。孰谓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饮食宴乐之问，起义动慨多矣。今之乐犹古之乐，幸无差别视之其可。”强调兄兄妹妹、义夫节妇的礼仪教化，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这似乎不是出自狂放激进的李贽口中。其实，这与李贽对不同文体有不同功能的认识有关。李贽认为诗文的创作和欣赏对象大多为文人士子，他们可以自我超越达到成圣的境界；戏曲小说欣赏的对象则大多为市井百姓，他们是需要进行教化的。因此，在对戏曲小说的论述中，李贽强调了文学的教化功能，这里主要是指戏曲小说对市民的教化功能。许筠也曾提出文学的教化功能，“为文不关于世教，则亦徒作而已”(《鹤山樵谈》)。但这是唯一一条将诗文创作与世教相联系的诗评文字。这其实是为其师李达的辩解之词。李达因为出身低微，且有“花柳之失”，世人因否定其为人而否定其诗作。许筠说：“益之诗，世或以花欠实病之，然其……《岭南道中》诗日：老翁负鼎林问去，老妇携儿不得随。逢人却说移家苦，六载从军父子离。其赋役烦重，民不聊生，流离辛苦之状备载于一篇中使牧民者睹此，而惕然惊悟，施行惠活疲癃，则其为补于风化者岂浅浅乎哉?为文不关于世教则亦徒作而已。此等制作岂不贤于瞽诵工谏乎?”(《鹤山樵谈》)许筠以对诗歌最看重的“风教”来为李达辩护，从这种意义上肯定诗歌的教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