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许筠与李贽文学观念之比较学毕业论文(3)

　　三、创作观

　　李贽认为作者的人格在文学创作中居重要的地位，如果作者没有高尚的人格，便不可能产生佳作。他认为苏轼的文章为人称道，原因在于其人格高卓：“苏长公何许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他评论杨慎也说：“先生人品如此，如此，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不备，亦无备不造，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词，况后人哉!”李贽把人格作为评价人物作品的首要考虑因素，这种人格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封建道德，而是一种傲然独立的气节。有了这种傲然的气节，还要具有独立的人格，才不会人云亦云、拾人牙慧，也不会媚俗，不会阿世，而是具有自我独立的个性。李贽认为苏轼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文豪，就在于他具有独立的人格，“不步人脚”：“苏长公片言只字与金玉同声，虽千古未见其比，则以其胸中绝无俗气。下笔不作寻常语，不步人脚故耳。”

　　在这一点上，许筠和李贽有着非常的相似。许筠也是傲然独立之人，他也特别看重作者的人格。许筠指出“诗亦如其人”，“林石川为人高迈，诗亦如其人，洛山寺咏，龙升雨降之状，文势飞动，殆与奇观”，“林锦湖享秀风流豪逸，其诗亦翩翩。……金河西麟厚高旷夷粹，诗亦如之”。他认为作者如果缺乏个性则难以有独创，难以自成一家。他指出《诗经》以及其后各个时代的优秀之作，它们之所以能为人称道，是因为它们“不相蹈袭，各成一家”，各自具备其时代或个人的风格。他说，左氏自为左氏，自为庄子，迁、固自为迁、固，愈、宗元、修、轼亦自为愈、宗元、修、轼，皆因为不相蹈袭，各成一家。“其于人脚跟下为生活者，非豪杰也”(《诗辨》)。独具个性的许筠，他的诗文也独具自己的个性特点。

　　在文学创作上，除了要具有人格以外，作者的识见也很重要。李贽在《藏书》卷四十提出：“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容缓之谓也。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在这里，李贽所说的“识”是指作家自己独特的见解，它不受圣人之是非所影响。正是由于这样，才能创作出独具特色的作品，这和李贽要求人格的独立不羁是一致的。许筠也强调作者必须注重加强自己的识见，他说：“不博故无学力，不就师故无见识。”(《答李书》)他认为博览群书，向前辈请教可以扩大学习范围、增加见识，加以温习，便可以有所作为，创作才可以“轶古人、名后世”。许筠除了强调要获取间接知识和经历以外，还强调作者自身的感知和体验，他说：“文章不在富贵荣耀，而经历险艰，得江山之助，然后可以入妙。”(《惺叟诗话》)有了自己的经历、感受、体验，才能升华为文学内容。在这里，李贽着重强调作者识见的独特，许筠强调从直接和问接增加作者的识见，角度不同，但强调作者识见在创作中的重要性却是一致的。

　　四、文学发展观、文无本末观

　　李贽从童心出发，提出了文学发展观和文无本末观。他说：“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子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之。”他认为只要是出自童心，无论什么文体，无论它出现的先后，都应充分肯定，不能以时势先后论优劣，从而提出了文学发展观。这明显是针对明朝中期文坛上复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不必观”，认为西汉以来，文格代降，一代不如一代这种文学退化论提出的。复古派以时代先后论诗歌的优劣高下，是古非今，惟古是尚，割断。虽然当时它的提出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文学倒退论无疑也是错误的。而许筠正好受中国复古派的影响，提出了文学退化论。他崇尚唐诗，贬斥宋诗，认为“文章与世升降，宋不及唐，元不及宋，势使然也”。比起李贽，他的这一观点无疑是落后的。李贽从文学发展论的角度，把小说、戏曲这种俗文学提高到与经典同等的地位，他说：“今之乐犹古之乐，孰谓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肯定了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等通俗文学样式的地位，并且极力推崇《西厢记》、《水浒传》为天下之至文。他还对《西厢记》、《琵琶记》、《玉合记》、《幽闺记》、《红拂记》等十五种戏曲作品进行了评点，也对《水浒传》进行了评点。在评点的过程中充分肯定了戏曲、小说作品的价值和教化功能，对小说、戏曲的技巧和艺术手法也非常赞许和重视。许筠从中国获取小说、戏曲多种，对中国当时的通俗小说、戏曲深感兴趣并加以评说，“乐府则董解元、王实甫、马东篱、高则诚等，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为逸传，不熟此传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闲情录·凡例》)。“余得戏家说数十种，除《三国》、《隋唐》外，而《两汉》龉、《齐魏》拙、《五代残唐》率、《北宋》略，《水浒》则奸骗机巧，皆不足为训……。有《西游记》云，出于宗藩，即玄奘取经记而衍之，其事盖略见于《释谱》及《神僧传》”。他充分肯定了这些俗文学在文学史上的独立价值：“唐人诗、小说，宋人诗余，元人画与南北剧，皆独立一代。”(《闲情录》)朝鲜当时也坚持正统的儒家思想，一些卫道文人主张这些迷惑人心、坏乱风俗的小说、戏曲应被禁止，这种思想比中国更甚；而许筠竞介绍、评说之，还仿效《水浒传》、《西游记》了国语小说《洪吉童传》和三篇短篇传记体汉文小说，直接参与到俗文学的创作中来，这更是大胆的举动。

　　在中国和朝鲜史上，雅文学在封建社会一直作为庙堂文学处于主导地位而备受青睐，而俗文学却不能登大雅之堂，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李贽、许筠这种文无本末论的文学思想敢于奉俗为正，以通俗文学为至文，冲破了传统文学观念的禁锢，改变了在文学形态上对通俗文学的鄙视和钳制的状况，使文学走向了平民大众的视域，走到了时代发展和文学演变的前沿。这种观念也正是他们平等观念和意识在文学思想上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