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赵树理文学创作的教化动机与城市遭遇学(2)

　　二、赵树理的被批判——英雄和中闻人物之争

　　赵树理的教化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不同于以往的封建时代的作家，人云亦云，成为封建的维护者；也不同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为革命进程作宣传鼓动，或做政策图解。赵树理的教化文学，除了受传统文艺的滋养外，还受了启蒙文学的涵育和中国共产党的理想的召唤，因而赵树理的教化文学创作，是一种新时代的教化文学。
　　李泽厚说，鲁迅是一个启蒙者，又超越了启蒙，使得鲁迅不只是一个思想者，还是一个关注生命本体的文学家。对于赵树理来说，赵树理是一个教化者，但他并不只站在官方的立场，他还为老百姓代言，事实上赵树理也超越了教化，而成为一个全心关爱新生政权的务实的作家。
　　在文学的创作和的创新上，赵树理本人是真诚而执著的。赵树理始终在关注着天地和农民大众，始终守持着“问题意识”，关注百姓的命运。所以，1958年他创作的《锻炼锻炼》，敢于对农村中的落后群众以及基层干部的工作方式进行自然主义的揭示。1960年代后他写出了《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之类反潮流的“顶风”式的作品。
　　其实，教化文学的至少有两种方式：“从反映社会现实方式看，文学教化论主要立足于歌颂(美)和批判(刺)两个方面。赵树理选择了批判。那么，他的这种“不识时务”的精神动力来自于哪里呢?
　　在笔者看来，赵树理的坚守其实是他对自己教化立场的坚守。他似乎觉得一个作家怀着教化的动机，总是不会错的。他是无私的、为公益的。所以，他在作品中也从来“不是直接‘图解’某一观念或政策，而是尽力地试图从是否有益于农民(被理解为‘人民利益’)这一核心准则中寻找这一主题的合法性因素”。那么，为什么到头来赵树理还是被批判了呢?笔者认为，这与国家政权的教化重心发生了转移有关。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1953年的第二次文代会确立了文艺界要塑造英雄的创作方向。“一体化”的要求便在文艺领域也呈现出来。此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其实这些作品的理想主义色彩也十分浓厚)的作品成为主流，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成为文艺作品的中心人物。借典型人物对国民进行社会主义理想，其实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
　　而此时的赵树理依然在坚持自己的写作初衷，他要把农村的具体问题推上前台。在他笔下，“中间人物”往往写的更为真实丰满，这虽然来源于赵树理的真诚的教化动机，但显然被视为“偏离”了主流。
　　然而现在看来，赵树理的中间人物写作，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就如同鲁迅的国民批判一样，都是不朽的。不熟悉中国大众，尤其是不了解农村、农民和贫穷的人，是很难体会到赵树理的深刻的焦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