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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赵树理文学创作的教化动机与城市遭遇学(3)

2014-06-07 01:03

　　三、赵树理的被贬低与市民的兴起

　　众所周知，赵树理的创作始终坚持“大众化”，赵树理所说的大众显然主要是指农民。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承担者，赵树理当然会服膺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的方向，所以为农民大众也就具有了完全的“合法性”。赵树理在延安解放区，和农民是主要的革命空间和基础，文艺当然主要为农民服务。
　　然而，中国的大众其实不只是农民，还包括市民。所以赵树理一定不会被所有人喜欢。比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价赵树理的创作时，表达了他的鄙夷和不屑：“赵树理的早期小说，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一般人认为是幽默)及口语(出声念时可以使故事动听些)也算上，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赵树理的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而他所谓新主题也不过是老生常谈的反封建跟歌颂共党仁爱的杂拌而已。”夏志清对赵树理的不喜欢，与他的意识形态立场有关，也与他的本位的理念有关，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夏志清贬低赵树理的观点在九十年代会获得较多的认同呢?我觉得这跟现代人的城市视角也有很大关系。从文学的接受群——大众的角度来分析，文学史的解读也许会焕然一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赵树理在解放区的享誉文界之时，张爱玲在国统区也是声名不小。事实上，他们代表了大众的城乡两极。面对大众，必然要求通俗。在某种意义上，赵树理和张爱玲的出现都体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某种转折。反感“新文艺腔”的张爱玲最初出现在鸳鸯蝴蝶派的杂志上，她从传统文学和市民通俗文学获取滋养。赵树理则更是自觉地反省新文学的发展道路，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显然，赵树理和张爱玲的各自的读者群合二为一就是当时的大众整体。不过，中国的大众群落的构成及其地位是随而改变的。十九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城乡只存在空间的差异，而少精神气质的隔膜。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化和商业殖民地的发展，导致了城市的现代化，中国的城乡差异甚至对立也就出现了。这直接导致城乡之间的方式和趣味的歧变。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那么，对两位作家的批评指向为什么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呢?显然，赵树理的时代，对农民大众的文学书写由于共产党的胜利而得到认可，而张爱玲的市民写作必然会受到遮蔽。19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传媒的普及，市民的声威已经远远盖过了农民，农民也开始主动向城市靠拢，大众化和市民化的含义也逐渐接近。在这样的背景下，赵树理的被贬低与张爱玲的被抬爱也就不可避免了。
现在看来，是大众主体的变迁导致了文学审美倾向的时代转移。所以，赵树理的评价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大众”的变迁史。
　　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显然存在着为新政权服务的意愿，存在着纠正前进偏差的意识。如果说赵树理的文学教化动机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赵树理应该是一位关注民情乃至民瘼的国民的作家。赵树理的文学教化与大众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是他笔下的大众——农民，却在新时代的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地遭遇尴尬。这是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领会了赵树理的文学精神的话。事实上，现今许多市民所遇到的问题，又何尝不是过去许多农民所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