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族儿童文学在发挥优势中前行学毕业论(3)
2014-06-08 01:24
导读：3个月后，“老顽固”认了许多字，还会写字了，可是山妞身上的癌症也早到了，她的脖颈上长了一个坚硬的顽固的肿瘤，因无法治好而逝世。彝族老人写
3个月后，“老顽固”认了许多字，还会写字了，可是山妞身上的癌症也早到了，她的脖颈上长了一个坚硬的顽固的肿瘤，因无法治好而逝世。彝族老人写了一个牌子插在她的墓前。作品中山妞这个朴实而向往美好的布依族女孩形象令人难忘，作品中一些仍无法摆脱穷困的遭遇也促人深思。但作品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处边远的民族山寨中人民生活、观念的变化，折射出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以及民族儿童作家创作领域的不断拓展。广西的侗族青年作家杨仕芳的小说《我们的世界》，则写了城镇儿童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杨仕芳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人，他在作品中运用儿童视角，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展开情节，开头写着：“段子其是我们的老师，但不是我们林荫镇的人，可能是从县城来的，也可能是从遥远的柳州来的。”显然，作家是在写他所熟悉的侗族儿童。他们跟随外出工作的父母，在镇上居住、上学。在“我”的天真的目光里：画画很好的女老师走了，爱抚着“我”的妈妈走了；同桌女生玲珑书包里有很多国外买来的玩具，因为她爸爸是所长；“我”的爸妈吵架时砸了机，“我”就连动画片也看不到了。可是，“我”和玲珑只关心门前的那棵桃树，看雨停后桃树的哭泣。当“我”的爸爸砍了桃树，“我”和玲珑却把桃核种在小土坡上，盼着长出桃树来。民族儿童率真、简单的心灵世界恰好对应着大人们浮躁、纷繁的现实世界。作家显然是为走进城镇的民族儿童当下的生存感到忧虑，却也为他们拥有纯朴和希望而欣慰。
第三，民族作家在表现题材时，彻底摒弃那种“苦难——斗争——胜利”的模式化、一般化的写法，而是把握儿童好奇、好探究的特征，运用睿智的、的表现手段，逼真而又精炼地呈现和揭示一段重要的历史、一些重大的事件。2008年，这方面的作品具有突破性。
中国大学排名 如黑龙江省的赫哲族作家孙玉民的短篇小说《神秘的依尔嘎》，这是一个描述抗日少年英雄的传奇故事，是一曲赫哲少女英雄精神的美妙颂歌。依尔嘎，是严寒的黑龙江畔得勒乞山上盛开的鲜红花朵，也是作品中这个12岁赫哲少女的名字。作品写了她对日本鬼子的深仇大恨，与小八路雁来的相遇，与同是渔霸家奴仆阿娜的一起出逃，以及以后成为一个来无踪去无影、两把20响大镜面匣子枪左右开弓、弹无虚发而使鬼子司令官坐卧不宁的赫哲英雄“游魂”，又打入鬼子实施毒计的“红色女子抗日军”的故事。作家总在写到紧要关头时戛然而止，使情节在跳跃式发展中愈显曲折离奇，跌宕起伏中更为读者开拓十分阔大的想象空间，从而大大增强作品的吸引力和震撼力。
与这篇小说异曲同工的是湖南省回族青年作家于怀岸的《祖上的战利品》。小说写了山里的老猎人麻子帕旺，一个特别喜欢小孩、小孩也特别亲近他的善心人。这一年秋天，他在人迹罕至的青云岭遇到了老虎，还救下一个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救的这个人是日本鬼子的特工。他因为看见帕旺用一把日本军刀劈柴而终于凶相毕露，原来他认出这把刀是“天皇陛下御赐军刀”，而这正是帕旺祖上打倭寇的战利品。鬼子特工把军刺喂进帕旺肚子里，帕旺才明白过来，用抓破过虎喉的五指抓住了对方的喉咙。
作品写得酣畅淋漓，爱憎分明而激情满怀。作家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没有经历过全体中国人的八年抗战，可贵的是，他却能细心地捕捉到当年中国各民族人心中的抗日情绪和同仇敌忾的大无畏精神。他没有正面地描述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而是采用绕弯的表现方式，从人们很容易忽略的民族生活侧面展示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
这两篇小说，都写抗日，都有一点惊险sl,说的意蕴和意味。但，民族、地域背景、小说主人公的状况、抗击敌人的场面等等，又都迥然相异，各有千秋，从而使民族抗日少年形象更显活脱，使历史题材的民族儿童小说中跃动着童心，熠耀着人性之光，而又显现着不同民族作家各自的艺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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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的蒙古族女作家容易的短篇小说《葵花儿》，写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生长在一个蒙古族军队干部家庭里的女孩玫子和她的哥哥、弟弟、妹妹们的生活遭遇，背景就是“文革”的那几年。作家的独到之处在于既表现出生活中沉重的一面，又能发掘出少年儿童身上的质朴品质和善良心灵。玫子的母亲去世了，8岁时有了继母。玫子喊“妈”爱“妈”，还爱“妈”生的妹妹，只是不久以后父亲就去了“教导队”，半年后玫子见到父亲时，父亲的身体已经僵硬，手上满是伤痕，11岁的玫子失去了父亲，全家到遥远的西部投靠叔父。在继母去上访、哥哥在兵团的情况下，玫子撑起了这个家，只是她的总是学不好。小说的开头、结尾都写到了父亲给玫子照的那张她和高大向日葵的合影，盛开着的葵花儿，是一种象征，因为“金灿灿的葵花儿扬着头向着她微笑，玫子就知道自己的身后定是太阳，她是借了太阳的光才能看见那微笑”。从作家对玫子小小年纪却处处想着、照顾着全家每一个人的细节描写中，不仅表现了玫子的纯朴和纯真，更蕴含了对“左”的统治的无声反抗，显示了作家思想的深沉和在艺术上的创新。此外，运用纪实散文的艺术方式，又使一个个普通的儿童、少年的美好品德和英雄行为在真实的、宏大的时代背景上凸现出来。如鄂伦春族敖荣凤的抗日散文《盖山一家人》，写鄂伦春猎人帮助、支持抗日联军三支队的斗争，其中最为动人的是鄂伦春族小战士莫桂林暴雨中教大家扎木排渡过毕拉河、雨停后劈占杆湿木用桦树皮点燃篝火取暖以及盖山首领女儿、鄂伦春小姑娘占柱梅只身飞骑送情报的故事。莫桂林、占柱梅虽小小年纪、小小人物，却因作家的大手笔、大气势而使他们的形象光彩照人。更因其采取实地真名、蒙太奇式的手法，使传奇色彩洇入民族色彩，令人更觉真实而传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