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沉默到言说——解析女主人公艾丽丝自我意识

　　关键词:《盲刺客》；女性；沉默；自我意识；话语权

　　论文摘要:小说《盲刺客》是被誉为“加拿大女王”阿特伍德的扛鼎之作，描写了一对姐妹的爱恨情仇的故事。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结合福柯的话语权理论，分析了女性自我意识成长这一主题，重点阐释了女主人公艾丽丝如何从在沉默中盲从、忽视自我，在沉默中觉醒、关注自我，到打破沉默、实现自我的自我意识的成长历程。  

      一、阿特伍德与其作品《盲刺客》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于1939年11月18日生于加拿大握太华，是当代加拿大颇有才华和思想的女作家。因佳作频出，屡获大奖，被称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她身兼数职，诸如小说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活动家等，先后在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受，后在一些大学任教。阿特伍德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家，其作品主题多样，各具特色，已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The Edible Woman(1969)(《可食用的女人》),Surfacing (1872)(《浮现》)，Alias Grace  (1996)《别名格雷斯》),The Blind Assassin(2000)(《盲刺客》)，Oryx and Crake  (2003)《羚羊与秧鸡》)。其中小说《盲刺客》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因其独特的构思在2003年荣获英国布克奖。该书以加拿大资产阶级生活为背景，以八十高龄的主人公艾丽丝回忆的方式，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一对姐妹一一艾丽丝与劳拉的成长历程与情感故事，成功地刻画了在男权社会里的女性沉默的状态并揭示了她们所受的伤害，表达了作者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故事结构比较奇特复杂，由三条线索组成:主要是通过姐姐艾丽丝·蔡斯的回忆追溯了她的成长过程;其次是以其妹劳拉名誉出版的遗稿《盲刺客》的节录，里面叙述了一个富家小姐和一位逃亡的左翼分子的充满危险的恋情;最后就是劳拉小说的主人公在幽会时讲述的低俗科幻小说。

    《盲刺客》自2000年一经出版，在外国文坛上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赞赏者有之，批判者有之。美国报称其为“新千年最伟大的小说”。但也有很多学者提出异议，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嘲笑该书是“读者无法穿透的玻璃墙”;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一方面对该书表示谨慎的肯定，同时却用不置可否的语气说:“也许《盲刺客》果真是文坛上最令人费解的独角兽。”在我国，亦有几位专家和学者对此书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作了初步的研究。其中加拿大文学研究专家赵慧珍教授在她的著作《加拿大女作家研究》一书中指出:“她成了书名映射的‘盲杀手’，爱情使他盲目。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厄洛斯(Eros)就是盲目的。这里的女性形象的特点既反映了现代女性的真实状况，也扩展了女权主义视野，深化了女性意识的内涵。”

      二、女性的沉默状态与根源

      女权主义(Feminism)，源自西方，意味着妇女解放，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是指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运动。分为“激进主义女权主义”与“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前者主张在“性”方面诉求女性的“解放”。她们挑战的是整个男性社会，挑战“性阶级”体制。美国的凯特米丽特在她的“性政治学”一书中第一次引人“父权制”的概念，她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父权制”。后者主要是从和阶级斗争方面要求妇女和男性的平等，要求妇女在物质上的地位。到了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进人理论研究阶段，开始与和思想意识联系起来，因此又被称为“文化的女权主义”。它主要强调要把妇女从所谓的“男性价值”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然后根据“女性价值”创造一种替代性的文化，其本质是一种反主流文化的运动。在这一时期，很多女权批评家都试图通过话语革命来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作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支持者，阿特伍德以其作品的“幸存”主题闻名，她始终关注着女性作为个人如何在男权传统观念主导的社会中幸存。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从女性的视角观察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女性与社会的关系，强调女性意识和独立精神，提倡挣脱男性社会对女性的精神压迫，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觉醒女人。《盲刺客》一书再次申明其女权思想，从加拿大几代女性的生活角色及其变迁中，刻画了女性的沉默顺从的生存状态，并挖掘了这一现象背后的经济、社会观念等深层根源。

    蔡氏家族三代女性尽管所处时代不同，人生境遇各异，但她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无一例外地保持沉默。祖母阿黛莉娅虽出身于名门望族，后来却因为家道中落而不得不下嫁艾丽丝的祖父—没有高贵出身，靠纽扣生意挣钱的本杰明，“不是结婚，而是被嫁了出去。这是家里的安排”。而艾丽丝的母亲莉莲娜与父亲诺弗尔虽是自由恋爱，但战争的创伤毁坏了他们的和谐关系。父亲整日酗酒，寻欢作乐，并且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面对这一切，母亲也只是默默地忍受，而不愿诉诸去沟通。他们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他无法进人她的内心，她这方面也一样。他们俩就像喝了某种致命的毒，使得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又在同一张床上睡觉，但是他们的心却永远也走不到一起”。在祖母房里与观念中长大的艾丽丝，按早逝母亲的要求标准成长起来，并具有一切母亲要求她或者说是社会要求女性所拥有的传统美德。当父亲为了挽救家族事业要求她嫁给理查德时，虽然她内心极不情愿，但是父亲加在她身上的“责任”与“爱”使艾丽丝丧失了自我意识，消极地认为自己“毫无选择余地了”，也只能默认了父亲的安排，“我没吭声……我仍然没吭声……我还是不吭声”。婚后的艾丽丝更是沉默无语，成了如劳拉所说的“睁着眼睛的梦游人”，她的生活完全处于理查德及其姐姐威妮弗蕾德的控制之下，在家里要做的事情就只有张开双腿，闭上嘴巴。蔡氏家族女性中最具反抗精神的要属艾丽丝之妹劳拉，她天性爱说话，具有抗争意识，当自己的人身利益受到威胁时，她对理查德在自己身上所犯的罪行进行大声的控诉，但却被掌握经济与话语权的男性曲解为精神病人的疯言疯语，不足为信。可以说，在男权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劳拉虽有自我意识与反抗精神，但同样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虽不甘于沉默，却被迫处于失语的状态，就像《盲刺客》中哑女的命运一样，只能任人摆布。

    通过艾丽丝的叙述，作者向我们展现了在男权社会里，一个典型的女性集体沉默的现象，并挖掘了运作于这一现象背后的经济、社会观念等根源。从上世纪初到上世纪中叶，加拿大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加拿大妇女的活动范围仍囿于家庭这个狭小的范围。在社会上，除了被“我母亲认为的自然秩序……被完全推翻了”的战争年代，妇女被招进工厂以弥补男子上前线后劳动的不足以外，她们并没有施展自己的舞台，因而处于边缘的位置;在家庭里，由于没有经济的独立，也只得紧紧依附于男性，这种依附关系使女性处于从属的他者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因而拥有经济能力的男性在家庭里就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威。根据法福柯的理论，权力与话语是紧密相联的，权力始终是与话语如影随形，而话语是权力的一部分，话语最终的发展成为了一种权力，这便是“话语权”。话语权的持有者，可以建构胜利、历史、理性，可以将异己的话语建构为他者，让它保持沉默，将它排斥和放逐。因此剥夺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力量的最简捷有效的方式就是迫使其沉默。女性之所以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压迫，就是因为在父权社会里，女性不拥有话语权，失去了说话的机会，她们的一切都被主宰她们的男性所代言。祖母阿黛莉娅是在家道中落时被迫下嫁给了纽扣商，爱丽丝也是在家族企业濒临破产之际充当了父亲与丈夫里查德之间的交易品。可以说，当时的加拿大妇女是没有任何地位可言的，根本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话语权完全遭到忽视，一切都为夫权父权所代言，这一切必然带来了集体沉默无声的女性世界。除此之外，社会传统的观念也给女性套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在父权社会里，女人被认为只适合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做一些家庭琐事;一个好女人就必须按照社会观念标准竭力把自己扮作“房中的天使”。伍尔芙在《女人的职业》一文中曾明确地刻画了作为传统女性身份形象代表的“房中天使”的形象:“她相当惹人喜爱，有相当的魅力，一点也不自私，在家庭生活这门难度极高的学科中出类拔萃。每天，她都在牺牲自己……她是这样一个人，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愿望，别人的思想和意愿她总是更愿意赞同……她纯洁无瑕，气质优雅……在维多利亚统治的最后几年，每间房子都有它的天使。”“房中天使”实质是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传统礼教枷锁，是对女性真实身份的扭曲。但可悲的是，身在父权社会里的女性尽管处于被压迫、压制的地位，但她们大多数并没有反抗的意识，反而认同了父权的文化，甘于做男性的附庸，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男性的价值标准把自己塑造成“房中的天使”，努力地扮演着孝女、贤妻良母的角色，并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着子女，使传统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得以代代相传。在不知不觉中沦为男性价值体系的奴隶，集迫害者与受害者的身份于一体。在小说里，充当理想女性模式的头号灌输者是女管家瑞妮。她除了对艾丽丝姐妹进行“天使”意识的灌输，还对她们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一一照着现成的模式进行规范。女性，按她的说法，是“粘蝇板”，其“身上有许多可让人攫抓之处”。她面对男人的侵犯会“束手无策，不知所措”。这些话语的背后潜藏着根深蒂固的女性“无能、被动”的父权标准。也正是这些所谓的正统教育和女人应该是“房中天使”的社会观念，才使艾丽丝在强大的“父权”“夫权”面前那么沉默顺从。正如法国著名女性主义作家波伏瓦在她那本被奉为女性主义圣经《第二性》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