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知人论世”与文学批评学毕业论文(2)

　　即使到了20世纪，中国批评在现代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诸多批评话语、批评测度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细察之下，“知人论世”精神却不时闪现，譬如长期居于批评主导地位的批评，固然可以从西方文论中发掘其来源，法国的丹纳、俄国的别林斯基等人的影响的确不容否认，但在茅盾的早期社会历史批评、闻一多的原型批评，还有著名的鲁迅的《魏晋风度与文章及与酒的关系》、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等著述中，“知人论世”的传统恐怕不能一笔抹杀。

　　尽管“知人论世”是作为一种批评精神或者元批评方法意义而存在。它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不同的演变和发展，但究其实质，它的基本内涵还是非常明确的。一般可以从“知人”、“论世”两个层面对其进行解析。

　　“知人”即研究、了解、理解诗人或者说诗文作者。其中“人”在此有双重所指。一是作为社会的人，他的生活经历、社会遭遇、思想渊源、家世交游等；二是作为个体的人，特别是的创作者，其特定的主观条件，如个性气质、艺术修养、情趣、创作才能等。

　　“论世”中的“世”也有复合的内涵，它指向诗人生活的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体，即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自然和社会。仅社会的涵盖面就已相当宽泛，如的兴衰、的治乱，乃至典章制度、文化思潮、风俗习惯，等等。

　　从文学一般性原理，“知人”涉及的是文学四要素中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也即创作主体与艺术作品的关系。由于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规定着作品因而对其人其事的研究成为理解作品不可或缺的环节。“论世”则关系四要素中的“世界”，是要研究作品与世界的关系——作品产生的时代和社会土壤的联系。根据现有文学理论对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认可，作品与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必然存在联系，或直接或间接，或显或隐。如楚辞伟哗奇瑰之风格，受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处士横议的放言恣肆的时风影响；而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的形成，又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密切相关。既然作者的身世、经历有助于解诗者了解时代和社会对其影响；而从这种影响中又可获得考察分析作品的风格和意蕴，因而对其进行研究即使不成为理解作品的关键或唯一途径，至少也会是对作品人幽探境的有力向导。如阮籍的《咏怀诗》，一向被认为隐晦难解，钟嵘一言概之“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以后不断有类似看法“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宋代颜延之《咏怀诗注》)倘若“知人论世”一番，了解诗作的时代背景及诗人对司马氏政权的不满却难言的心境，有助于理解诗作中隐藏的深深的悲哀之情。正如章学诚所言“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因此“知人论世”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依据之上的。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知人论世”说之所以在中国传统批评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和文学自身的特点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文以载道”思想深入人心，既然“文”一定负载和传达了“道”，那么将“道”破解和揭示出来自然是批评不可推脱的责任。“人”、“世”由此成为对“道”的理解最为重要的依据。加之中国文学中“诗史”观源远流长，孟子本人便是最早将“诗”、“史”并提之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由他始在中国文化中，“以史证诗”、“以诗证史”比比皆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知人论世”在批评史上往往还起着纠“以诗为技”之偏，保证了诗歌深远内涵的传达和表现，而不致沦为文字的游戏。

　　另一方面，从中国文学自身特点看，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体，诗歌创作上的特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主要特色，这种特色表现之一在修辞层面、审美方法层面及文学创作方法层面上共同强调比兴、引典用事等等，最后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故而中国古典作品，主要是诗，多为言简篇短，意义深邃之作。诗歌中大量出现的这种借言他物、实抒己情之法，仅在文字表面难以获得诗之意蕴，需要读者在阅读时进行破解，作为“人”的诗人自身境况、与作为“世”的时代社会境况自然成了可靠的依据、至少也是有效的导入途径。如《毛诗序》开篇即言“《关雎》，后妃之德也。”将《关雎》与后妃之德相连，似乎过于牵强，但既如此附会，又是从何而来?如果考虑到解诗者“知人论世”的原则，当时《关雎》之乐专在后妃之房中演奏，音律平和，故而象征后妃之德一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主观臆测。再如现代闻一多先生对《诗经》的研究，同样提出了惊世骇俗的新解：“《国风》中凡言鱼，皆两性互称对方之度语，无一实指鱼者”，“《诗》言鱼，多为性的象征，故男女每以鱼喻其对方。”。闻一多先生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