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反思：关于中国语境中的艾特玛托夫研究(2)

　　三、批评视域中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重新活跃。据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2000—2008年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研究论文有77篇，仅2002年就有20篇。据中国优秀硕士全文数据库统计，2000—2008年，关于艾特玛托夫的有11篇。此时期还出现了两部研究专著：韩捷进的《艾特玛托夫》(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史锦秀的《艾特玛托夫在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这一时期，学者主要运用文化批评理论去分析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性、宗教意识、女性意识和生态意识等。有学者从生态主义的视角评价艾特玛托夫。杨素梅认为：“自20世纪70年后，艾特玛托夫创作了一系列生态题材的作品，凸显了具有时代性的生态观。”有学者从后现代的视角去剖析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刘伟锋运用互文性理论去阐释《死刑台》，认为小说大量地借鉴了《大师与玛格丽特》以及《圣经》有关彼拉多的内容，从而形成一部典型的互文性小说。有学者从后殖义的视角切入，如韦建国认为艾特玛托夫“站在更高的层次、在更广的范围里思考本民族的伊斯兰文化、新母语民族的东正教文化与世界其它文化的关系”。从方法论层面看，文化批评的视角既吸收了形式主义文论的文本分析之长，又兼顾了文本与语境的复杂关联。

　　总的来说，21世纪以来，学者们从“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双重视域出发，开拓了艾特玛托夫研究中的文化批评空间。在宽宏的视域，艾特玛托夫独特的民族身份与作品的文化意义得到了多维诠释，他在俄语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由此得到彰显。学界普遍认为，艾特玛托夫以其个性化的方式，将个体生命熔于本民族文化的深层机制之中，将吉尔吉斯与俄罗斯文化置于全球化视野中进行通观，以此表达对生命、人性和文化等方面的独到见解。

　　四、问题与反思

　　从20世纪80年代单维的一人性批评，到当下多维视角的文化批评，整个历程相当于中国文艺批评观念演变的一个缩影，同时也体现了中者研究俄苏的方法论转向。在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中，还有一些问题期待深化和突破。

　　其一，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问题。国内学者对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存有争议。任光宣认为，艾特玛托夫“从不庸俗化地看待宗教……他肯定宗教的某些伦理观念以及宗教对社会发展和人的思想所起的能动作用”。…陈慧君则措辞严厉地批评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断头台》和主人公阿弗季鼓吹的‘宗教济世’，是荒诞的，是有害的，必须给予批判。”很显然，这种“大帽子扣人”的批评方式和结论，非常僵硬干巴。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论者对俄罗斯悠久复杂的宗教文化历史认知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缺少一份真正的宗教情怀，从而无法对宗教抱以“同情之理解”。

　　其二，作家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对艾特玛托夫创作的影响。艾特玛托夫前后分别属于苏联和吉尔吉斯国的公民，还曾担任过驻外大使、总统顾问和公正党主席等重要的政治角色。对于评价具有双重身份的艾特玛托夫及其作品，有学者认为“总统委员会成员和苏联驻外大使的政坛职务已经严重地影响了艾特玛托夫的文学创作”。显然，这其中牵涉到艾特玛托夫个人的文学与政治的复杂纠葛，也隐含着作家与政治家的身份转换的难题。

　　其三，族群文化与文化对艾特玛托夫创作的影响。艾特玛托夫作为一个能够熟练使用双语写作的作家，吉尔吉斯与俄罗斯两种文化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国内学者对此早有关注。研究者注意到了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民族性书写，但未深入透析其创作中族群文化与主流文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绞缠关系。这些问题的探讨，对如何正确处理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与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和整合性关系不无启发。此外，国内艾特玛托夫研究还存有一些空白点：绝笔之作《崩塌的山岳》虽已译成中文(谷兴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7月版)，但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艾特玛托夫与日本宗教领袖池田大作的对话录——《伟大心灵的诗》，国内尚未有人提及。要理解一个完整的艾特玛托夫(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的艾特玛托夫)，这两部作品都无法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