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文学本身——试析文化研究为例略论现代文(2)

　　(三)研究的跨学科化导致性的泛化
　　文化研究不仅研究文化本身，它横跨文学、人类学、学、、学、学、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多门学科。其“旨趣不在完善学科内部的理论，而是回答学院之外的世界所提出的问题”。它与社会意义的生产、流通、消费建立了联系，也与权力、表征、身份认同有关。文化研究所阐释的“文化性”正占据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而使之泛化。“结构主义文化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等研究仍有差别，不像传统文学那样集中在对要素、形式要素，或一般思想性要素的发现，它们通过叙述程式与过程等的分析所揭示的仍是文化要素，借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通道走向的是文化而非文学”。研究对象随着文学要素的减少和文化要素的增加，极有可能成为一种霸权的文化话语，尤其是大众文化的介入，使批评家必须探求文学性之外的其他的分析方法。澳大利亚学者约翰·道克尔在<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对Q·D·利维斯<小说和阅读公众>的观点作了概括：“……大众文化不值得当作真正的文学或文本来分析，它是一种大众心理状态的反映，批评家必须深入一种大众读者和观众的心或精神分析对它解释。”而文化研究对文学非文本的范围扩张，甚至对社会分析和社会批评的关注更是对文学性边沿的冲击。文学性是文学研究的特有对象，它是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标志。、韵律、修辞、情节、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感正是文学作为一门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宽泛了的文学性比文学性的缺失对文学生命力的威胁更强烈，而文学批评就建立在这种文学的形式之上，文学性的扩张和泛化势必导致文学批评学科的过度发展，过度发展了的文学批评因此而不再热切关注文学，而关注超出文学的其他的因素，这无论对文学本身和文学批评都是一种黯淡的前景。以上是文化研究转向过程中对文学研究的负面影响，这也使已深处困境的文学批评遭遇更多的焦虑。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现状，拯救所谓“死了”的文学，给予文学批评以其曾经应该拥有的合理批判功能，使它回归与文学的和谐关系，值得我们深思。而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深入学科内部，寻找根源和应对矛盾的锐利武器。

　　文化研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深厚的社会背景，也有它自身的价值和对于其他知识的意义参照，因此我们不能全盘否决它存在的合理性，同样，也必须潜入文化研究内部，并与文学研究建立对话，才能借鉴其有利的原则和机制，避免它对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同化和侵蚀。“文化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野，无论从文化视角关照文学，还是从文学视角关照文化，都可以使传统批评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为此，我们需理清下列几个问题。

　　首先，文学和文化的原始思维同源共生。文化是原始思维在人类头脑中的具体积淀，文学是作为它的表现形态而存在。作为文学的民间文化为文学注入更加鲜活的生命元素；作为文化的民间文学是文化生成和发展的见证。它们共同映射了原始的思维模式，伴随着人类的繁衍和文明的创新，相互渗透以至可以达到抽象的层面。有人说，语言是文化上约定的，这意味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是文化上约定的。“诗的语言就在于它通过语言的力量向人们业已习惯的陈腐日常经验理所当然地提出质疑和挑战，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振聋发聩。"原始思维的特征，在于它的感性表达和象征精神，而这一点也正是文学最基本的特征，换言之，原始思维和文学表达方式在结构形态方面相互依存。如果思维的原始特性消亡，文学思维和表现功能也随之消亡。后现代以来的去化表现，理应寻找和重建原始思维在当下世界中的精神地位。同样，原始思维的文化形态在较为广泛的意义上加以观察，其实也正是文学思维的基本表现形态，两者同源共生，才能使各自得到有效的发展和传承。由此，承认文学的思维形态本质上就是对文化形态的承认。和后现代文学及其批评立场对此并未得到更为深入的认同，因而促使批评本身成为非文学的观念建构而不是现象学的本质理解。

　　其次，要正确理解二者的互文性。文化和文学是互为背景的观念和表现。文学以其文本中的因素和外部的意义体现文化，文化在思维形态、批评方法和典型性等多个层面和表现角度成为文学的转写。它们的结构又有所不同，文学以语言为建构，重在审美元素和形式元素的表现和提炼；文化除了文学、艺术外，还包括生活方式、传统及信仰，是人类精神和物质综合、高度的抽象。文化蕴含能够增加文学的丰富性和广阔度，提升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文学韵味为文学提供深刻和精致度，提炼和发展文化。一个作家必定受到他所信仰的文化的影响，进而将文化因素灌注到作品中形成一定风格，表现他的价值倾向，阐释其思维特性、意象和意境的生成方式等，从而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成果存在。而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必定包含了大容量的文化现象，通过它人们能够透视出整个社会的存在形态、风俗画卷、文明的发展程度以及更多的人性格调。理解了二者的互文关系，并且推动它们各自的发展，文学批评因此更要始终找准基点，通过文化意义的提炼更有效地研究文学，而不是偏离批评职责，把背景的文化作为主体去把握。

　　最后，准确把握二者文本间的关系。黄卓越在<文化研究的谱系学及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中指出：有一种是结合文化作的文学研究，这一种重心和目的都落在文学知识的类型上，所以不可能替代或消解文学研究；另一种是借助文学作的文化研究，以文学文本和活动为基本的研究对象，目的是揭示其中的文化内涵。但由于它与文学规则的结合，采用了文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手段，这就有利于文学研究运用范围的开拓。这正如瓦·叶·哈利泽夫所认为的：“从符号和文化学的视角来考察文本，对文学学而言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传统的、语文学本身的理解。这一考察方式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出作家创作活动的特性，更加全面地认识作为人际交流现象的文学。”但是如果文化研究不是重在结合文学规则，不依赖于文学形态分析，就有其独有的研究目的。“这就不一定要适合狭窄的专业趣味而将文学研究的实际标准作为其发展的参系。文化研究有比文学研究更重要的意义和功用侧面。”这样的文化研究就不是我们可以吸取和借鉴的。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如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我们应从历时和共时角度来研究文化和文学的关系，注重二者间的沟通，提炼其各不相同的特征，才有可能在相通的互文背景内得到相互确立而不是彼此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