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广田文学批评观形成的背景学毕业论文(3)

　　三、时代经历

　　1935年李广田大学后，在济南一个中学当国文教员，妻子王兰馨在离济南不远的泰安教书。每个周末李广田从济南来到泰安。泰安就在泰山脚下，所以夫妻二人得以尽情地领略泰山雄伟壮丽的风光，有时就住在泰山上的旅馆里。相对平静的生活激起李广田的创作热情。散文名篇《山之子》、《扇子崖》就创作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李广田视野更加开阔，他不再仅仅停留在对故乡的迫记上，他更加关注广大山民、农民的命运，他不仅在作品中描写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他还思索着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原因是什么?这一时期的李广田从一个“平原之子”上升到“山之子”的高度，他开始鸟瞰世问万象、人间疾苦。

　　1936年对李广田来说是一个收获年，三月，诗集《汉园集》(与卞之琳、何其芳合著)由商务出版社出版。同是三月，散文集《画廊集》由商务出版社出版，11月，散文集《银狐集》由生活出版社出版。当李广田再次审视这些作品时他感到不满足了，在《自己的事情》中，他说：“对于这些东西，当然不自满足，但确乎仿佛有了自己的小天地，因此也就忘了外面的大天地，当我关在书房里捉摸自己的情感和文字时，外面的暴风雨却正在进行着。”…李广田对自己在朴野的小天地里寻找美和真实的过去不满足了，他开始自觉地渐渐转变文风，作品中关注现实的客观描写多了起来。这在他的第二本散文集《银狐集》里便有所表现，在《(银狐集)题记》里李广田自己也作了说明：“我觉得我文章渐渐地由主观抒写变向客观的描写一方面。”“《老渡船》里描写了一个老船工，任凭自己的一生，像那艘破旧的老渡船那样，被一个叫命运的东西牵着，在苦难的河流里渡来渡去。《柳叶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年轻的美好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一个虚无的孩子身上，被人摧残到死的女戏子悲惨的一生，在这些作品中客观的现实性内容逐渐多了起来，对于人生苦难的描写也多了。

　　时代的发展把他拉到更加残酷的现实面前。1937年12月24日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李广田师生一群人被迫离开济南，辗转南下，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流亡生活。在流亡途中，李广田看到了以前所不曾看到的现实。首先，他看到广大农民生活贫困至极。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受到土匪、贪官污吏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的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次，政府当局更是一片黑暗，公饱私囊，荒淫无耻，甚至官匪勾结共同欺诈柔弱的百姓。李广田还亲自目睹了界当局的昏庸、顽固、视人命如同草芥的可恶做法。当这支流亡队伍到达汉江时，正值连降大雨，汉江水位猛涨，这时校方领导不顾阻，硬要强渡汉江。强渡已是十分危险的事了，校方竟然又下令每条船加载面粉数百袋，这样船的重量猛增。结果仅仅下泻几公里便遇礁，危急时刻，校方领导竟然下令先救好不容易筹来的面粉而不去救人。直接导致二十二名如花的少女葬身汉江。这件事让李广田异常悲愤，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的生命因怀有一颗炙热的爱国之心不愿做亡国奴而踏上艰苦的流亡之路，结果却由于教育界当局者的昏庸残忍惨死，他们还不如战死沙场。李广田面对汉江向这些昏庸残忍的教育界领导发出了赌咒：“唯愿世间完全干枯，／也不要一滴清露。／但天地干枯又将何用，／二十二个生命已经葬身鱼腹。……”

　　在这样黑暗的现实面前，李广田一改过去在平庸的事物里寻找美的文风。他开始撕开现实那虚伪的面纱，向人们展示那背后隐藏的真实。《他说：这是我的》、《手的用处》等篇，矛头直指反动统治者，他们那贪婪的心，永不知满足。用他们那本来应该用以创造的双手千方百计的掩饰罪恶，粉饰太平。《这种虫》讽刺挖苦那些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人云亦云、墙头草随风倒的人。在这类文章中，我们明显地感到锋芒性加强了，战斗性增加了，文章的格调也更加明朗。在此后的文章中这一表现更加明显。以后的李广田更加注重作品的教育作用及功利性的_面。关于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李广田在《论文学教育》中说：“它教人以自处之道，而更重要的还是对人处事之道，总之，是教人以作人的态度。”在以前的作品中，李广田追求的是文学作品对抽象的人性的塑造作用。时代的发展及需要使李广田更加实际的发挥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教人以作人的态度”。李广田因此要求文学作品要反映时代内容，要走进生活，要和工作互相配合，要采取广大人民群众容易接受的方式。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教人以作人的态度”。

　　家庭、北大读书期间的异国知己、现实的时代经历就是这样给予李广田以影响，他逐渐的改变着，也在不断的丰富着自己的文学批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