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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