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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这种变化,既是的总体发展的大势所致,更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寻找文学本体的努力是20世纪论转向的理论指向和实践成果,具有特定时代的历史具体性和必然性。然而单纯专注于文学内部的语言、语义、言语、符号、形式、结构、韵律、节奏,专注于文学文本的性、自律性,已无法容纳、涵盖急速发展带来的众多新问题。20世纪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经历了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之后,在相当丰富、充分地对文学本体自身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一探索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前无古人,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必然要向更宽广的、历史、拓展,从局囿于文本向更深厚的文化拓展。(当然,对于中国文艺学来说,文学的文本性、审美性与自律性作为其在中国本土发展不够充分的一部分,其存在与深入仍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这是学科自身”内爆”的结果,是学科自身内在发展的必然。
文学艺术要素中的每一要素都既可能是形式,又可能是内容。内容与形式是相对的,其确定不仅相对于二者自身,而且还相对于所处层级、相位,相对于何者,居于什么语境,处在什么历时时段。居于不同层级中的不同的位置,面对不同历史时段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的对象,从而生成不同的关系。每一要素在本质上都具有形式内容的直接同一性,只是在不同的相位中处于不同的位置面对不同的对象,从而生成不同的关系罢了。
文学艺术本源上的多样性,要求文艺术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多样性。多元批评是文学艺术批评的本然状态。它既对应于文学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又开启了批评创造的多样性和阅读阐释的无限可能性。这种批评的多样性正是符合当代现实的合理形态,而不必也不可能把它们一概统一于一或整合于一,甚至回到一种涵盖一切的大一统的批评模式中去。原有线型继承、替代或更迭的一统论的范式观被多元共生、多话语共展并存的众声喧哗的新范式观、话语观所代换。文学艺术的全息性是说,文学艺术中全息地包含着所有人类生活中的全部要素,有机地凝缩了人类文化属人历史的全部成果,实际上,只要人类有过,曾经有过以及现在拥有的,从最形而下到最形而上,从“下半身”到“上半身”,从日常生活到终极关怀,都会以或隐或显的形式呈现在文学中。这就如同人的十月怀胎浓缩地经历和呈现了生物界从单细胞到高级灵长类的全部进化过程,儿童从出生到成人凝缩地再经历人类文明特别是大脑进化的过程一样。
但是这种全息性又不是全部社会生活要素的并置或平行呈现,那样就取消了文学,也取消了文学研究(文艺学),取消了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独异性与特殊性。于是,全息性与主导,背景与突前,视野与主题构成了主导要素与其他要素间的基本关系。主导、突前、和主题,确定了此一事物区别于它一事物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在历史中作历时状流动演化和变动的。
突前构素的凸现和各层次间构素的变化,构成了此一时代、此一种族、此一地域、此一语境下文学的主导品质。而各构素与突前构素间的关系是在历史中运动的:一种要素上升并凸前,成为主导的要素,曾经作为主导的要素则可能退居幕后,处于“二线”了,文学的变革、转换或转型就发生了。
也正因为文学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多重联系,文学才呼唤人文科的“综合治理”——形成由不同学科切入,遵循不同话语进行研究的多元方式。因此,文学研究是多种范式下的各种不同的话语形成的共生并在又相互对话、相辅相成的集合形态。每一种的话语方式往往都相对于文化这一巨大对象的某一层次,某一相位,某一侧面或某一维度;相对于某一语境,某一特定历时时段,采用某一特定的方法,从而揭示对象的部分特征,获得阐释的有效性,并具有相应的真理性。各种不同话语一文学符号学的、文学社会学的、文艺的、文学学的研究成果的会通与集合,它们之间的由部分而整体、整体而部分的循环,引导我们不断接近当代文学的本相。可见,文学研究是不可能由某一种话语“独霸”或“独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