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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现象的双向探讨。对审美现象进行文化的考察,进行学术研究的一次开拓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文化史研究在我国逐渐受到重视。之后,比较、比较、比较诗学等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周劭馨历经数年,从审美文化着手,在综合、文艺学、文化学知识的基础上,对中国审美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周劭馨认为,审美文化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新的学科,和其他传统的和新兴的学问一样,都是为了掌握世界,因此它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向进行深人研究。1992年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他的专著《中国审美文化》,12章20万字的论述,就是他苦心经营的成果。
周劭馨对中国普遍的文化与审美现象,进行了双向探讨。一方面,他阐述中国的整体文化观念如何统领、影响审美意识,后者又如何表现出中国的独特个性,另一方面,他从中国艺术的特征人手,探讨中国审美意识的独特性及其文化底蕴。进而揭示中国整体观念文化的个性及其对艺术的渗透和影响。
在完整的理论体系中,他致力予对中国审美现象进行文化性质的考察,对中国文学艺术独特的民族个性及其文化底蕴作出真实的揭示。他从中国独特的宇宙意识、人生哲学、人本主义、观念、人格精神以及生态等方面的文化特征,探索其对中国审美意识的渗透影响。他还从中国独特的审美把握方式、形象体系的显示方式、审美表现的重心、艺术风格的特征以及审美接受特征等方式,反映一般文化对中国审美文化的影响。
有人以作为衡量中国文化的标准尺度,周劭馨认为,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参照系是很有必要的,但如果把其作为标准尺度甚至是典型模式来对待,则有失偏颇。在审美文化的研究上,他运用了中西比较的方法,在中西比较中凸现民族个性。有评论家认为,周劭馨对中国审美文化的研究,“建构了一个独创的完整理论体系”,“填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
在进行中国审美的同时,周劭馨对一些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也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学习外国优秀文化,他认为,“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是属于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文艺的传统作为一种遗传密码,不可避免地要流贯在他们的作品之中。也许有时连他们自己也不能破译这种密码,但是正如一位年轻的诗人所说的,‘我断定自己的血液里流着土地!土地的灵魂在撼动我一颗跳跃的心!”’无疑,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对民族文化的扬弃,不仅要面对凝结在古代典籍中的文化,还要开发蕴藏在地域民间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总是以一定的形式包括地域特征孕育的形式,化为一定的生命方式,并逐渐内化为某种独特的结构的。这种心理结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也能相对恒定地保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之中,它是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最内在的本质,最鲜活的灵魂,抓住了它,就能导读一个地域的文化,也能导读一个民族的文化。”但同时周劭馨又有一种开放的态度,特别是对艺术形式,他主张“有容乃大”,他就说,“在文学形式上,不敢学习外国,不敢引进借鉴,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是没有出路的。长期以来,我们满足于一个‘土’字,把一切‘洋’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都视为‘异端’,对外国的一些新的文学流派,不接触,不研究,不借鉴,一概当作‘腐朽没落’的东西拒于国门之外,这是我们的文学落后于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评论要有诗意,又难免失之肤浅。而要深刻,又很难赋予文采。只有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才能达到"深刻的诗意"”
评论家应当比作家更具备多方面的历史文化知识,更系统地对社会了解,更深刻地对现象判断的能力,然后才能给予作家更有效的帮助。文学不是孤立的,它和、戏曲、等一切艺术形式都会发生关联。文学批评往往从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审美的广阔背景下,阐示创作的规律所在。
新时期以来,文坛进行了不同的探索试验,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创作方式和风格“多元化”的现象。但是,另一方面,在多元化创作的背后隐藏着迷乱和迷茫。对此,周劭馨撰写了《关于形成新的创作规范的断想》等一系列评论进行探讨。在他看来,一种创作方法能够取得成功,需要具备至少三种条件,一、消化能力强,包容性大,能够融汇多种创作方法的长处与优点,二、具备能最充分地反映和表现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的能力,少有局限,三、作品既能切合读者的欣赏要求,又能提升读者的欣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