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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周劭馨认为,“一个时代的的内在精神,应该与这个时代发展必须激扬和必须呼唤的精神相一致。”他还认为,“一部作品如果能以一种卓然独立的品格,使人们意识到某种新的东西的萌发,它就具有一定的开拓的意义。”回周劭馨的评论涉猎较广,内容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迅速地反映出时代生活。并且,他不仅能抓住作家作品与众不同的个性,而且将其和时代生活相结合,《革命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新视野》、《浅谈文学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论中篇小说创作的尺度》等篇章都是如此。1986年11月,他的评论集《文学的求索》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评论家认为论集中收入的有些文章“写得很扎实”,是“具有新见解的系统化的好文章”。
在不少评论中,周劭馨极力从作品的文化底蕴中进行挖掘,从而表达出作者灵魂中更为深刻的内涵。在评论陈世旭的长篇小说《裸体问题》中,他对“知识分子”进行了精辟的阐述,“知识分子作为精神生产的主体,不仅仅运用历史提供的,也运用现实提供的材料,他们生产的精神产品是取之于整个社会的,是具有时代的、全民的性质的,而他们自己又是这种精神产品的最富有的占有者,因此同样地,他们的精神现象也是一种时代的、全民的精神现象,从知识分子的精神、意识、文化,也就可以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精神、意识、文化心理。”他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来分析小说中描写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对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各种不同个性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作出合乎的揭示。
周劭馨在一篇评论中谈到江西革命历史的题材创作中有一种“女神情结”,并从地域、作家主体、文艺传统几个方面阐述了它的成因,其中甚至涉及采茶戏,“采茶戏在江西土生土长,遍及城乡,人见人爱,而它本质上却是一种俏妹子美学,以年轻、貌美、机灵、活泼的女性为主角,并以女性为中心,男性画着三花脸,走着矮子步,围绕着女性团团转,这是构思的基本模式,也是舞台调度的基本原则……这种‘俏妹子美学’与我们探讨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女神情结’是否也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呢,”凹这样的分析是比较细致、比较周全的,也有相当的深度,更显然与他对中国文化熟稔很有关系。
周劭馨重视粥示创作的文化内涵,但是他又坚持文学的生活性,十分在意文学作品中生活的魅力。他在评论一些“文化寻根”的作品时,“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让文化对生活规范得太严,而是有意识地注意使理性的传达更加节制一些,含蓄一些,生活的展示更加放开一些,淋漓一些,让文化语境下的浑厚的生活原色,能闪射出更加动人的魅力。
一篇评论,如果讲究文采的漂亮,就很难达到深刻。如果要深刻,就很难做到文辞丰美。而周劭馨的评论,恰当地做到了深刻的诗意。对于评论而言,1000字左右和5000字以上的篇幅最难令人把握。对于前者,尺幅之内如何驰骋千里,而后者,广阔天地又该如何集精神于一体,对于囊括100位母亲列传的《中国母亲》,如何用不到两千字的容量恰当地评价,周劭馨把手掌一翻,用一系列排比句式就容易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并进而指出,“书中洋溢着的精忠报国的精神,肩担道义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敬业乐群的精神,都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可宝贵的元素,最有生命活力的元素,它铸炼着中华的禀性,中华民族的肝胆!石在火在,永远不灭!”o——而在《2001年江西小说几个文本的阅读》、《穿行2002年江西小说现场》等评论中,更让人觉得他驾驭“深刻的诗意”的超人之处。他似乎像一位得道的高僧,你还没来得及看清,他巳将悬崖上的果子摘取下来。而这一切,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岂能自如实现呢,
四、就是实验。年轻作者在多样化创作的实践中,未必都成熟,但善意的批评和赞扬对他们都是有益处的
从周劭磬文学批评的对象来看,尽管鲁迅、王统照、沙汀、王汶石、徐怀中、刘兆林、何建明等作家作品都有专文评论,但他最关切的却是新时期江西作家的创作。不仅在不同时期发表了一些综评性的文字,而且为不少作家的创作写过专文。他为我省作家的目光越过丘陵地带,投身更加高远的天地而欣喜,殷切地期待着我们的队伍早日挺进开阔地,占领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