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学毕(4)

　　仅就当下启蒙的实践层面，张光芒的“形而上主义”的“新启蒙”体系不失为一种“人性启蒙”的可行性道路，但是这种新启蒙体系是通过途径来阐释的，它实际上是在启蒙问题意识的背景下生发的文学启蒙问题，这就给它的阐释和实施带来了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我无意于评判中国启蒙的功过是非，也无意于探究道德形而上主义究竟能否最终改变启蒙的困境，在此仅仅在文学范畴内探讨张光芒的这种新体系构建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启蒙的视角来研究文学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但是我并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无论哪一种思想和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在现时代的实践意义上看来，都具有‘启蒙’的意义”口。启蒙作为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固然在中国的本土实践中具有自身的特征，但同时它还是一个有着特定范畴的概念，如果过分夸大了启蒙的内涵和外延，也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它的意义特征。以挖掘中国本土启蒙思想的心态来关照百年新文学，张光芒“从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历史客体深层中发现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原创思想与内在，许多为传统性研究轻视甚至遮蔽排拒的历史现象被纳人‘启蒙文学思潮’范畴，给出新的界定、新的阐释”，这样在使得中国启蒙文学的内在脉络得以延续、启蒙文学思潮不断壮大的同时，却出现了另一种吊诡一——“丰富复杂的新文学”在他的笔下只剩下两个字：“启蒙”。对于本土启蒙文学思潮的挖掘产生了这样的阅读效果，这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就以他对20世纪“50一70年代文学”“启蒙”意义的阐述为例。首先，张光芒认为这一阶段的文学之所以起到了重大的启蒙作用，是因为它具备了震撼人心的“道德形而上”力量。这个观点是大可质疑的。作者认为它“启蒙”影响大的原因是：存在时间长、受众大、对人生价值观影响深远。这的确是一种实情，但这并非它产生所谓“启蒙”作用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50～70年代的特殊语境，这样的文学是决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的。那些作品之所以在当时会产生批评者描述的那种“启蒙”效果，既是当时单调贫乏的文化土壤造就的，也是意识形态无孔不人教化的结果，如果无视这样的现实，大谈道德对人的净化和影响，可谓一叶障目。

　　再者，如果我们还承认“启蒙”的内涵是将人“从蒙昧中解脱出来”，那么认为“50一70年代”的主流文学蕴涵着道德“启蒙”色彩并具有“启蒙”大众的人生选择的观点虽不失新颖但不脱荒谬。这一时期的文学尤其是作者陈述的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学，无不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去阐释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如果说“启蒙”是让自己具有自主选择自己道路的能力，那么我决不认为塑造了这样的“英雄”的文学作品起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作用。批评者弃“启蒙”的真正本质于不顾而大谈“启蒙”，无异于舍本逐末。

　　实际上作者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后来的著作中也做了辩解和说明。但他坚持将“道德形而上”作为拯救当前文学和人性的唯一道路，面对“道德是否可以拯救文学”这样的疑问，得出了“除了道德，还有什么可以拯救文学?”这样肯定的回答。固然“道德”问题是关乎文学和启蒙的关键问题，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命题。“启蒙文学”思潮即便是有着道德实用主义的误区，但并非重提道德形而上就可以“力挽狂澜于既倒”。而至于将启蒙的问题最终落实到“自我启蒙”和“自我拯救”，并谆谆教导“千万不要将自我的失落统统归咎于他人或，迁怒于一切外在条件”，显然是将启蒙本身应该具有的“批判气质”弱化了。

　　笔者认为，当下启蒙批评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启蒙思想资源的薄弱。如何针对中国目前的现实，在反思启蒙话语的同时，寻找捍卫和坚持启蒙的思想资源，是当前启蒙者面临的首要问题。西方的人文学者阿伦·布洛克认为，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但是不得不承认，每一个时代的启蒙者都要面对他们这个时代的问题，而这样的时代命题也许不能仅仅依靠前人提供的理论资源来全部解决，我们所要做的，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重新发现、认识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启蒙所面临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上述的寻找和新的理论构建的意义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肯定，尤其是在这个坚持启蒙立场比放弃它更为艰难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