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的良心——论当代文坛批评健将李建军(2)

　　他在剖析、评价陈忠实的长篇小说《自鹿原》时，就是将其与《静静的顿河》、《日戈瓦医生》、《百年孤独》进行比较分析的。他在对《白鹿原》作了热情的肯定之后，也十分严格地指出了《白鹿原》在丰富性多样性，在力度和深度，在反讽修辞等方面，都要比《百年孤独》“低一个层次”。在评价路遥的创作时，他将其与俄苏文学进行了比较后指出：路遥的创作“在精神气质上与俄苏文学最为接近。俄苏文学精神里的人道情怀、苦难意识、底层意识、人民立场及诗性气质，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念和实践。”同时，他积极倡导和肯定了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传统，他说：：为了提升人的境界和改善人的生活而写作，乃是俄罗斯文学的另一‘基调’，也是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俄罗斯作家中很少有那种为了‘纯’或‘纯文学’而写作的人。他们赋予文学以信仰的性质，把写作当作一种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道德行为，……俄罗斯文学的这一精神传统如此强大，即使在苏联时期，也没有被无所不在的异化力量所损毁。李建军这种以世界文学名著为标准。以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为，来衡量、评判中国当代的作家作品，显示出了他的广阔的文学史视野和严肃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他对文学事业神圣坚定的立场和热情的拥抱，是对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的高扬和坚守。

　　李建军的文学批评精神或批评原则无疑是现实主义的，虽然他并没有在他的批评文章中公开标明他的文学批评就是现实主义的，但是，我们从他的文学批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批评原则和批判精神都是现实主义的。不论是他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剖析、评价，还是对创作倾向的批评，都表明了他的文学观是现实主义的，都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他始终坚持文学的现实性、真实性和客观性，坚持文学是一种有意义、有价值、有道德的创作活动。比如他在《必要的客观性》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客观地叙写生活，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经验和伟大成就，但对当代的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来讲，这一经验是可疑的、无效的。……他们对19世纪的‘客观地’叙写生活的‘真实性’原则嗤之以鼻。”他严厉地批评了作家余华贬低和藐视l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经验的错误态度，在《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文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的批评家”和“先锋派作家”们一起“偏激地蔑视十八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传统和写作规范”。无不沉痛地指出：“本来，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就不够强大和有力，现实主义写作方法也未得到充分的提高和发展，我们应该付出更大的勇气和更艰苦的努力，来拓展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丰富现实主义的写作经验。然而，奇怪的是，现实主义被人们当成了陈腐和保守的同义词，被视为过时的废旧的东西，而谈论现实主义、强调现实主义方法的价值，则被看成令人厌烦的九斤老太式的唠叨。”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说李建军最为集中地表明了他的文学批评精神、原则和立场。他首先毫不客气地指出了我们的“文学批评的精神被时代的商业原则控驭着”，我们的批评家“完全丧失了真正的批评应该有的尖锐锋芒、真诚态度、独立精神和批判立场。

　　……在我们这里，缺乏健康的批评风气，缺乏成熟的批评意识，缺乏科学的、可靠的批评方法，缺乏负责任的、敢于不看脸色说真话的批评家。”“批评的首要原则是必须如其所是地说真话，这就要求必须给人们说真话的自由，但不幸的是，中国社会从来就是一个由一元理念主宰的社会，他要求人们必须服从一种绝对权威的声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攘斥佛老，定于一尊，……”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批判精神呢?李建军说：真正的批判精神“不是由某种单一的精神元素构成的，而是包含了多种重要的精神元素，如科学精神、宽容精神、人道精神、自由精神等。但是，在整个精神批评的多元构成中具有核心意义的，还不是这些精神，而是不从的精神、对抗的精神和批判的精神，或者简单地说，是一种敢于为敌的精神。是的，真正的批评，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它的时代和文学的敌人。它与自己的时代及其文学迎面而立，以对抗者的姿态，做它们的敌人——一种怀着善念说真话，以促其向善推其进步的特殊的敌人。”为了进一步深入阐明自己所坚守和主张的文学批评精神，他还引用了李长之、车尔尼雪夫斯基、叔本华等人关于文学批评的论述：“什么是批判精神呢?就是正义感；就是对是非不能模糊、不能放过的判断力和追根究底性；就是对美好的事物，有一种深入的了解并欲其普遍于人的宣扬热诚；对于邪恶，却又不能容忍，必须用万钧之力，击毁之；他的表现是坦白，是直爽，是刚健，是笃实，是勇猛，是决断，是简明，是丰富的生命力”“批评应当尽可能避免任何半吞半吐，限语但书，细致而暖昧的暗示以及诸如此类只能妨碍问题的率直、迂曲的说法”，“只有充满生气的人，也就是说，只有充满热情、充满强调不满的人，才能写出充满生气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