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2)

　　对于后殖义理论，笔者以为，究其实质，它是原先被殖民的国家在获得军事和上的独立之后，殖民国家不得不换用一种更为隐蔽的殖民方式以达到采用原先“殖民主义”而不再能顺畅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的起点是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内部指向的生产关系的压迫性。在西方文明(第一世界)的背景下，它更多的是理论设计者自身对自我困境的解脱，对自我行为的辩解，其逻辑起点——强势和弱势的已然区分，使看者和被看者的身份同样暖昧，被预先置于了一个虚构的体系之内；反之于在东方社会(第三世界)背景下，则是对政治强权、侵略、意识渗透及物质主义的一种“自省”和反抗。其所运用的具体环境是有一定条件的，即在批判和阐释西方对东方的潜在侵略、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压榨上是有普遍有效性的，但这并不等同于这一有效性适用于任何一种具体条件下的情况，尤其是在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截然不同的社会中，这种理论是不能一概视之的。

　　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如果不承认其具体条件下的实用性或者片面地强调抽象的普遍性，那么必然在其对立面的条件下显示出谬误。而目前“后殖民主义理论”这种存在各种可能性和对抗意识的批评范式即是如此。它在一定条件下的有效性，并不能在另一条件下具有同样的合理性。在现实问题中我们不难理解，比如我们并不能把今天遇到的问题全部等同于上遇到的问题，不能把在非同一时代背景、序列和社会条件下的一国遇到的问题等同于另一国遇到的问题；同理，在生产关系下的民族问题和生产关系下的民族问题，虽然都表现为民族的问题，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我们的民族问题是在解决了民族生产关系压迫基础上的具体的人民内部的民族问题，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民族问题，就其根本来讲是民族生产关系依然存在压迫性的问题；我们的民族问题不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对立，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民族问题则是民族生产关系存在压迫和被压迫之间的对立。由此出发，西方对东方的“后殖民主义”策略掩盖的是一方对另一方出于物质基础不平衡而施加的生产关系性的压迫，而在我国，各民族之间本就不存在与之同质的“民族问题”，更不用说什么“后殖民主义”下的民族压迫了。

　　因此，且不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国少数民族批评中的某种运用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将如何把现实引向一种可能的危险境地，就那些主张引进对抗意识论者的所谓对抗精神来说，抽离了基本生产关系的人道主义和民主，又能有多少其所谓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乃至人性?事实上，仅就后殖民主义理论范式中的“他者”与“自我”的单对立来看，其在现实操作层面上，也将面临着不可解释的困难和难以避免陷人想象的怪圈的。比如在一篇题为《想象西藏——当下文化生产中的“西藏形象”》。的论文中，当论者指出在文化生产中存在塑造“他者”这一想象西藏的方式时，当他对诸种以“差异性”为主的西藏表述策略进行分析时，以及当他评述西藏的言说中的自我表述或表述的共谋时，他如何能够保证自身就不是在以“自我”塑造另一个“他者”?换言之，也即他如何能保证自身的言说方式不也是一种塑造“他者”的策略，或他们不也是正在加深这种“差异”的鸿沟，或不成为这种差异拉大的共谋者?进一步说，到底又是谁在真正进行着这些想象或想象的想象?他们在向谁进行着想象的揭示?如果“他者”不能说话，被表述者只能被表述，那么表述者的这种表述，如何可以说就是对被表述者的表述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西藏文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或在怎样的层面上存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呢?事实上，在作者与其预设的少数民族作家诸种“身份”的“他者”与“自我”之间，无论是从任何一方的角度来看，其套用的过程都是对异方的消解，其展现的平切面既非民族作家的真实现状，也从根本上开不出一个疗治民族性偏见的良方。这就更不用说这些理论的指向，天然还可能使“后殖民主义者”将对抗的矛头引向“被后殖民者”内部——从“被后殖民者”中激发起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将其愈加引人一个狭隘利益的固执己见的封闭保守落后的内斗之中。而这种本是希望消弭对抗的对抗引进，却有意无意中加深了这种对抗，那么这种对抗还能有什么意义呢?另外，这种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运用，在具体操作层面的表现上，除了提出所谓的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即对少数民族静态的审视。比如当下一些批评者将一个恒定的藏文化预设在藏民族作家的表达中，不约而同地以静止的非藏文化的视界去审视运动着的藏文化的表现，或者以运动着的非藏文化视界去衡量静止着的藏文化的表现，这种矛盾与以民族作家身份去替换作家身份，或者以民族身份去取代民族作家身份一样偏谬明显。例如，在一篇题为《阿来笔下的西藏想象》的文章中，作者虽然明知阿来的作品并非全部关涉到了区划上的西藏，却偏偏舍弃现实意义上的“西藏文化”，热衷于想象性的“文化西藏”的构筑，并以“西藏这个名字，与整个藏民族息息相关”为由，把对阿来作品的解读题名为“阿来笔下的西藏想象”。由此可见，这种所谓对作家西藏想象策略的揭示，与其说是在想象真实，毋宁说是真实的在想象。

　　可以讲，以上这些西藏文学批评中的误区，一定程度上都与其袭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是有关联的。但遗憾的是，这种理论范式的实际运用，在一种貌似纯粹客观公允的学术构想中，非但没有改弦更张，而且还进一步地在所谓民族精神和文化生存的悖谬曲解上肆意衍生。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本质上是不适用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如果非要说从其理论产生的出发点去考虑，那么这也仅在于它加深了我们对霸权和资本主义利欲本质的认识，从而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而其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则是要让我们站在比较视野的前提下对问题进行思考。总体而言，我们既要看到全球化的趋势，但又不能盲目认同全球化，尤其要避免在抽象的全球化的口号下丧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