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摘要：后殖义理论是原先被殖民的在获得军事和上的独立之后，殖民国家不得不换用一种更为隐蔽的殖民方式以达到采用原先“殖民主义”不再能顺畅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的起点是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内部指向的生产关系的压迫性。从其理论产生的出发点考虑，它加深了我们对霸权和利欲本质的认识，从而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本质上，它是不适用于我国少数民族批评的。

　　论文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理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在这里，笔者主要想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中的某种具体运用提出一些质疑，其指向针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的民族主义的想象共同体理论。当然，这并不是说二者在具体的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而是指其思维方式的确有着某种契合。

　　前段时间，笔者听到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我们的文学评论界尽管大量运用了某些“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对部分国内外的文学作品进行了解读，发现了潜藏其中的基于文明和物质操控下的“话语霸权”及东西方的对立，但简单地将之比附于西方对东方、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渗透和政治侵略以及事实强权下的某种抑制，并不是真正地运用了“后殖民主义”理论，至少是没有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去运用，尤其是在审视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时更是如此。这种观点认为，在评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中，只有通过审视主体民族和政治强势是通过怎样的话语形式及掌控的庞大的传媒机器影响人们的意识，认识到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某种强行介入或者少数民族在物质主义或政治主流驱动下的某种被迫性尴尬境遇，并进而激发少数民族自身的“自省”意识和独立自强精神才是真正地运用了“后殖民主义”理论。

　　其实，类似这样的言论，在一些理论批评文章中也曾出现过，只不过他们的言论没有这么直露，而是经过了某些“学术语汇”的包装。例如，针对后殖民主义文化身份理论，有人即说：“后殖民主义文化身份理论之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并不仅是可以借鉴身份理论关于殖民／后殖民和少数族群的某些观点主张去解析中国现的某些具体文学现象，最重要者毋宁在于其反本质主义的治思方式和以总是居于‘文化之间’的少数族群为思考起点的‘后殖民视角’。”再如，针对所谓后殖民理论的“精髓”和思想方法之一的“对抗性思想”，有论者亦提出：“对抗的对象是很宽泛的……对东方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只是这样对抗精神的一种表现而已……张颐武等的第三世界批评是将批评的矛头对外的，对着第一世界的文化霸权，批评某些中国文学成为西方文化的‘他者’，而宽泛解‘对抗性’之后，批评的可适用性增强了。对抗性潜在的意义是批判性、边缘意识和反思性。对抗是对着某种居于强势地位的思想、力量和行为的，对抗的主体往往居于边缘地位，这使得对抗的主体有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运用对抗性意识，发现边缘感受和边缘的文学现象，正是运用后殖民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神来之笔。比如，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沉默现象、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存在的选材、追求和风格的距离等，都可纳入批评。”

　　可以说，正是顺着这样的思路，近年来，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有着较为广泛的运用，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审视更是如此。如仅就对藏族作家的评论而言，这几年以“身份”命题的论文就有朱霞的《当代藏族文学的多元文化背景与作家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李建的《阿来：边缘书写与文化身份认同》、意娜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创作的文化身份意识初探》、乔丽的《从扎西达娃作品辨析其文化身份》、杨红的《论扎西达娃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唐红梅的《论阿来<尘埃落定)中的身份认同》等，至于涉及到后殖民主义理论相关术语的、对其他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批评，更是难以计数。而其合理性，似乎是毋庸质疑，因为在全球化多元性的现代，不“拿来主义”是不行的。可是，此种“拿来”真的是“拿来”吗?不可否认，任何主体建构都存在着对象性的关系，或者说任何注视都有一个看与被看的关系，权力也总是与其对象相联系在一起的，但当这种关系转至后殖民批评术语“他者”与“自我”的对象性审视中时，是否一切这样的关系都与后殖民理论原初产生“他者”与“自我”视角时的关系一致呢?弱者和强者的对抗，或者说弱者和强者的相对存在，是否因为这种存在的存在就都是一致呢?不同的弱者与弱者之间、不同的强者与强者之间是否就没有差异性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有学者指出：“在不同的国家中，社会权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关系是不同的，其社会成员所体验到的支配性压迫也是不同的，在后殖民理论领域，如果忽视第一世界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与文化错位，机械‘进口’、挪用西方后殖民理论的话语乃至话题，所犯的错误正是文化理论的跨语境移置过程中的简单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