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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评的勇气与品格
茅盾的批评文字,异常醒目地表现出他作为批评家的勇气和正直。鲁迅是文学大家,茅盾仍然敢大胆指出<呐喊>“没曾反映出弹奏着‘五四’基调的都市人生”,“<仿徨>虽然有两篇都市人生的描写”,“也只能表现了‘五四’时代青年生活的一角,因而也不能不使人尤感到不满足”。对于一个文学批评者来说,能够发现一些有成就作家创作中的长处和不足,并且明确指出来,这非常重要。但是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准确的鉴赏能力,发现创作新秀中好的苗头、新的倾向,并且热情地肯定它和积极地支持它,同样难能可贵。茅盾也做到了这一点。
当沙汀的<外的航线>刚刚发表时,他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青年,然而茅盾也立刻给以足够的重视。与此同时,更为可贵的是,尽管茅盾是一位“有着明显的左派倾向”的文学批评家,但他的文学批评却始终出于公心和批评正直。意识形态,对一个左翼批评家而言,意义当然极为重大。但茅盾并不因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而影响文学批评的客观公正性。对于有革命倾向的作家,茅盾一样指出各自不值得肯定的倾向,对蒋光慈的批评就是如此。茅盾敏锐地指出蒋光慈作品中只有革命者的“脸谱”和反革命者的“脸谱”,且戏称之为“脸谱主义”。茅盾认为,“这是很严重的拗曲现实,这是很严重地不能把真确的现实给读者看,并且很严重地使得作品对于读者的感动力大大地减削”。茅盾的批评正直,还表现在他对编辑刊物的态度上。
众所周知,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更是该会的阵地刊物<小说月报>的编辑,也一直在新文学阵营中颇有影响。但茅盾没有滥用自己的版面,更没有借此拉帮结派,而是出于批评公正,展现百家争鸣的批评现实。茅盾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范围、艺术观点,就摇摆自己文学批评的立场,在自己刊物上压抑有不同艺术见解和趣味者,这在当时文坛派别林立的氛围下,实属难得。例如,在当时,徐志摩是一个历来有争议的新月派诗人,茅盾却没有以团体主义眼光忽视他,而是从当时的时代走向和徐志摩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进行了客观评论。茅盾既是作家又是文学批评家,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在考虑刊物版面和发行时,他能换位思考,与那些被评论的作家文心相印,与文学批评的同行们文心相通,大家是平等的朋友,同气相求。他既能体会各自的甘苦,又能同情他们的际遇;既能了解他们的特异性格,又能看到彼此的特殊创造。茅盾客观的编辑品格和文学批评的磊落风采,使得他在当时获得很高的文坛威望,具备较高的批评公信力。
相较于茅盾而言,当下文学批评和茅盾所处时代的相同之处在于,都遭遇到争夺商业和平台的竞争。对文学批评家而言,这些压力往往意味着批评生命的持续与发展,意味着对报纸杂志版面、网络影视媒体等空间平台的占有和争夺。因此,在这种情势下,茅盾对此类压力的态度,就相当值得当下文学批评家反思和借鉴。当下文学批评,对刊物版面的占有和争夺是众所周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