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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方式与意义接受的悖反——试论重评萧也牧

2014-07-08 01:29
导读:文学论文论文,书写方式与意义接受的悖反——试论重评萧也牧在线阅读,教你怎么写,格式什么样,科教论文网提供各种参考范例:   摘要:本文从叙述学的角度,从小说


  摘要:本文从叙述学的角度,从小说的情节设置及叙述眼光两方面对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进行了解读。认为小说实际是对所谓“以小见大”的现实主义典型观念的创作实践,其本义是从日常生活题材升华至具有意识形态的超验意义.是一部完全符合当时政治意识形态规范的作品。但之所以遭到了强烈的批判和质疑,与其说是当时文界对小说本身的意义指向的误读.不如说是由于小说的书写方式.或日叙述方式与当时的文学批评语境发生了猛烈的碰撞有关。而在当时文学语境下,该小说对日常与“真实性”的弥合进行的实践性尝试遭到失败,也证明了中国形式的多样化发展所受到的制约不亚于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内容的规约。

  论文关键词:《我们夫妇之间》  书写方式  目的意义  文学批评语境

  1950年,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在《人民文学》上一经发表,就获得了极大的赞誉,被多家报纸转载并即刻被搬上银幕。但就在小说发表的第二年.《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各大刊物上便陆续涌现出一批针对该小说的批判性文章,《中国青年》编辑部甚至专门为此召开了座谈会,《新华日报》也对此番批判风潮发表了综合稿。直到1951年10月,萧也牧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一文,才使此次批判告一段落。若对小说的文本进行深入的整体性分析。我们便会发现:小说实际上是想从日常生活题材升华至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超验意义,也是对所谓“以小见大”的现实主义典型文学观念的创作实践。而小说之所以会在发表后的第二年就招致如此大的非议,我认为原因就在于小说的书写方式致使其目的意义与当时文学批评语境下的接受产生了悖反。

  小说的情节设置十分简单,仅仅讲述了一对革命战争年代结合的干部夫妇进城后发生了一系列矛盾又最终和解的故事。纵观历年来对该作品的评论.不论是批判还是赞誉,几乎都围绕着夫妻二人的“矛盾”来展开。对该小说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将表现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思想斗争”这一政治主题“庸俗化”与对工农干部的“丑化和嘲笑”上。但也正如现今很多研究者所发现的那样这对夫妇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城乡生存方式之间的趣味、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引起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对该小说的评论也主要是看重其以新的角度来反映解放后新生活的现实,并从其表现了“新的时期革命队伍中出现的城乡差别问题”…的角度给予了肯定。可见,无论是批判其在表现“思想斗争”这一严肃主题时对工农干部的玩弄和嘲化,还是肯定其对解放后城市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城乡文化差异的敏锐的洞察力和表现力,都是针对小说的“矛盾”情节所作出的论断。但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仅仅从“矛盾”这一情节出发去分析文本是不够的,“因为小说最终意图的表达是通过另一核心情节——‘和解’达到的”。如果将“矛盾”与“和解”割裂开来对文本进行评判,难免会得出小说的“反意识形态”化的结论。若将小说的文本情节结构作整体性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小说真正的目的意义指向。

  小说通过对一个个独立的事件的描述的串联来完成整个叙述,即矛盾从无到有再到和解的过程,而起串联作用的便是丈夫“我”的情感和观念变化。小说一开始便以“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这一政治化的话语界定了夫妇二人恩爱和谐的夫妻关系,但小说中对夫妻生活场景的描述却与政治思想、阶级觉悟等泛意识形态话语实质没有多大关系,而只是一般意义上出身、经历各不相同的夫妻的愉快与融洽的生活场面。但小说的第二章随即展开了核心的“矛盾”情节。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我”进城后对都市的一切都感到“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对都市环境所带来的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了欣喜地期待,而农民出身的“我的妻”却对这种新环境感到种种不适,夫妻二人的矛盾由此展开。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矛盾从出自妻谈吐间对城市居民穿着打扮的嫌恶到对城市消费方式(如下饭馆、抽卷烟等)的否定,也都是在琐碎的家庭生活实际中形成的,即使矛盾的发展、激化也仅仅是围绕在“稿费事件”、“跳舞事件”这种几乎所有夫妻都会存在的司空见惯的日常矛盾的叙述上。小说中也写道:“恰好正是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面.我们之间感情,开始有了裂痕!结婚以来,我仿佛才发现我们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至此,可以说是矛盾发展的高潮,也让“我”认为妻的“这种狭隘、保守、固执……恐怕很难有所改变了!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但小说紧接着又写道:“我说她真是个倔强的人。这评语,越来越觉得确切了!特别是有发生了几件事情以后。”首先是妻对保姆小娟“阶级平等”的亲切可人的态度和教其识字达文的坚持不懈让“我有点感动了!心想:她真是个倔强的人呵!”在这里,与“倔强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是“感动”.而不是“狭隘、保守、固执”。其次是在舞厅老板打小孩事件中,“我”虽没有表达自己的肯定态度,但也是从对正义的坚持和身为革命干部对职责信念的坚守来表现妻的“倔强”,情感色彩已然发生了变化。可以看出,这时矛盾已经开始缓和。“我”也已经开始思考妻对“旧的习惯”绝无妥协余地背后的深意,而不是只一味地对妻的言行作出片面的评断。“尤其是当我比较清醒的时候,仔细想来,我们之间的一切冲突和纠纷,原来都是~些极其琐碎的小节,并非是生活里边最根本的东西!”而就在“我”认为自己对妻的“分析和结论”已经“很完满、很公平”时.却发现妻“还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首先是妻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些许变化,而让“我”彻底改观的是妻在小娟偷表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实事求是对群众负责的态度和勇于自我批评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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