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方式与意义接受的悖反——试论重评萧也牧(2)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矛盾的产生和激化都是围绕着夫妻问的日常琐碎事件展开的．而标志着矛盾缓和及和解迹象的事件则跳开了夫妻生活的狭小圈子．而表现出妻高尚的情操、高度的阶级觉悟和普泛的阶级关怀，以及在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实际工作能力的～步步改进。而也正是在这些夫妻之外的事情上让“我想到夫妇之间的感情到底应该在什么基础上”，并对自己过去不知反省的态度表示出切实的“后悔”。小说正是通过将所叙述的事件由夫妻二人的家庭生活圈逐渐扩展到与他人的交往及作、问题的处理上来，以期能够过渡并融入到话语的宏大叙述中去。

　　并且，将夫妇间的矛盾置于夫妻之外的更具道德和政治工作意义的事件对“我”的观念、立场发生转变性影响来解决，更体现出作者在情节安排中的“政治”深意。最为重要的是。结尾中夫妻二人间的深谈被作者上升到整个小说前所未有的政治意识形态高度，从而将夫妻二人的“私性”矛盾和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进行了政治化、体制化的解读．并在“党的”下得到政治化的解决，使其具有绝对的泛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意义。因此，从小说整个的情节结构设置来看，作者还是以从日常琐事中推演出超验的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为目的的。

　　然而．小说却在当时被指责为“根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是在“提倡～种新的低级趣味”，“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判者从小说文本中体察叶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低级趣味”，从叙述学的角度上来说，都根本地与作品中的叙述眼光有关。

　　叙述眼光指充当叙述视角的眼光，其涉及叙述者对事物的特定看法、立场或情感态度。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很明显是一篇由第一人称“我”来担当叙述职责的回忆性作品。“在第一人称回顾往事的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述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深入文本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种叙述眼光是同时存在的。如小说开头写道：“三年前我们结了婚。当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来里，只在逢年送节的时候才能见面。所以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只是有一次却使我很感动……”“三年前”、“当时”、“有一次”这些时间指示词明显地标示着文本中的叙述者“我”是采用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来叙述的，而“我很感动”则是在“有一次”时的感受，应属于“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所带来的。两种叙述眼光的交织互渗在小说的行文中比比皆是，造成了两套针对“过去”的评价系统。“说也笑人，为了这么芝麻粒大的一点事．我们三天没说话，而且觉得很伤脑筋!”按照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是“很伤脑筋的”。

　　但就目前追忆性的眼光来看，却是“说也笑人”的“芝麻粒大的一点事”。“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

　　由此反观作品，我们就会发现，小说一开始就交织着“过去”与“现在”两套不同的价值评判体系。小说开篇描绘了一幅“我”与“妻”在农村时甜蜜、和谐的婚姻生活图景。紧接着却笔锋～转，讲到夫妻二人“不到一年光景”就吵起架来，甚至使“我”“曾经怀疑到：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曾经”一词在文本中具有关键的提示作用，其暗含一种对过去状态的否定。小说在一开始就暗示“我”的情感和判断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而转变前后的两种价值判断一直交叉在文本的叙述过程中．由此也形成了小说的表层文本和潜在文本的互渗。在标志着矛盾发展的“稿费事件”中．就典型地体现出了小说叙述中所暗含的这两层具有悖反意义的文本的互渗。就在报纸不断刊登冀中、冀西一带闹水灾消息的之后几天。“我”得了一笔稿费。“够买一双皮鞋，买一条纸烟，还可以看一次电影，吃一次‘冰淇淋’……我很高兴，我把钱放在枕头心里，不让她知道”。但当钱被妻发现后寄回了闹水灾的家乡引发了夫妇二人的争执时．“我”将满足自己“小资产阶级”生活的虚荣心标榜为“要去买一套‘干部必读’——十二本书…‘好好加强理论学习”这显然是“现在”的“我”以目前追忆往事的叙述眼光造成的，甚至可以说是作者有意为之。在“我”的这种“言行不一”的叙述表现中，隐含了作者自身的评论。“这种隐蔽性的评论往往有赖于叙述者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与实际情况之间所形成的某种对照，这种对照从层次上来说．属于叙述话语与所述故事之间的对比。它的存在迫使读者进行双重解码：既要了解叙述者在话语层次上附加在‘事实’之上的某种表象，又要根据生活经验和语境来建构出所描写的‘事实’，同时要把握两者之间的微妙辩证关系”。在这里，作者“故意”将“我”的心理和言行的错位呈现在文本中。就使得读者很容易地便将自己的评判天平倒向了妻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