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方式与意义接受的悖反——试论重评萧也牧(3)

　　随着小说行文的进行．文本中再次出现“我曾经想到：我们的夫妇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曾经”一词再次暗示读者两套价值评判体系的存在，也成为一种不着痕迹地续接双文本结构层次的方式，防止潜在文本为表层文本所覆盖。因此，虽然表层文本显示：“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面，我们之间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妻的“这种狭隘、保守、固执……恐怕很难有所改变的了!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而正如前文所分析论述的，“倔强的人”的情感色彩已伴随前后不同的文本语境发生了变化。可以看出，在小说的行文过程中，两种叙述眼光由对峙渐趋弥合，并使得两套价值评判体系趋于同一，并在小说第四章得到根本地重合。“随着时间的前进，我又发现我对她的了解不但不完全，而且是相反的!我总还是习惯从形式上去看问题!”自此，“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和“追忆往事的眼光”在情感和判断上渐趋一致。

　　可见．作者在行文方式上是想以“我”的叙述眼光来反映出“我”与妻的矛盾中的思想变化，展示出“我”对妻的了解由“不完全”到完全的过程，对自己则是由“没什么可反省”到“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的心路历程。表层文本是“我”对妻的观察和判断，潜在文本则是妻的行为方式对“我”的潜移默化的“改造”过程。

　　但这样一部在目的意义上完全符合意识形态规范的作品却遭到了当时文艺界的极力批判，与其说是小说本身的意义指向的问题，不如说是由于小说的书写方式．或日叙述方式与当时的批评语境发生了猛烈的碰撞有关。

　　毋庸置疑．新中国伊始的文艺环境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规范下形成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形成这种规范最为经典的权威性理论纲领．其潜在地规定了作家要以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为观照来表现和反映“工农兵”生活．并引导今后中国文学沿着“以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的真实”的方向发展。“这种规定既包括对生活的整体认知．这表现为一些重大题材，如群众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又包括对不同阶层人物的本质规定，比如作为‘主人翁’的工人和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村新人’等。而那些不太能体现这种规定的，如个人的日常生活、悲剧和暴露生活阴暗面的‘生活’等就不被提倡进入文学”。因此，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这种以日常家庭生活题材为基点的作品在当时格外敏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我认为小说之所以受到强烈的否定批判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文本中所流露出来的叙述姿态让当时的文艺界无法认同，其关键性的问题就在于作品以“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干部为视点来进行叙述。“小资产阶级”自延安文学传统的形成期始就一直是一个敏感的字眼，而以其为主的知识分子更是重点改造的对象。由于他们对工农兵群众缺乏了解和研究，易于脱离群众，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感情世界．容易在主题上犯“渺小”和无意义的错误。因此，作家要“深入生活”，以便使“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使作为在文学中被表现的对象也是处于附属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被否定的对象。但在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我”却获得了主体叙述者的地位，以自己对代表工农兵典型的妻的观点和情感来左右整个文本的行进。虽然这种观点和情感经历是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变化过程．但出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我”却在整个行文过程中占据支配整个文本的主体地位，尤其在矛盾情节中处处以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话语方式来评判工农兵典型——妻的言行。更为重要的是，在小说结尾向政治意识形态的超验意义升华的关键之处，即“我”与妻和解时的一番谈话，作者的行文处理方式是：“工农兵”向“小资产阶级”主动地自我检讨从而引发了“小资产阶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虽则“工农兵”与“小资产阶级”能最终在“党的下”成为“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但文本呈现出来的是“我”这个“小资产阶级”的高于“工农兵”的姿态的一番“说教”。政治意识形态的超验意义以这样一种方式被书写。在当时是无法被批评语境所接受的。更致命的是，小说在表现“我”与妻的不融洽时，是以“土豹子”、“土气十足”、“狭隘”、“保守”、“固执”等带有戏谑和否定意味的语词对妻的言行加以评判和界定，这对新中国文学的阅读和接受的前期待视野中工农兵完美高大的形象无疑构成了“挑战”和“威胁”。更是在书写方式上冲击了当时的文学意识形态规范。而且，在行文中，“我”的眼光已下降至纯生活性的日常立场(尤其是在矛盾情节的叙述中)，而妻却在日常生活话语中仍渗透着政治体制的高度，但“我”却对此显得不屑一顾。这甚至表现在矛盾有所缓和的即将“和解”之际。如小说写到妻在某些行为方式上的变化——服装变得整洁、谈吐变得文雅等．而妻的这些改变都是基于“组织上的号召”和“代表大的精神”的需要，但“我”却暗地里作出了“女同志爱漂亮”的戏谑式的评判，虽然从整个小说文本的情节设置和叙述眼光的交织来看，这无非是一种“欲扬先抑”式的文学表现手法，更是为了在妻的“高大”和“我”的“渺小”中作出一种对比，但却无疑于在形式上使日常话语与政治话语产生了冲突和对峙。

　　综上所述，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在目的意义上是遵循了政治性的主导倾向的．但却由于其书写方式不为当时的文学批评语境所容，导致其在发表一年后就受到了如此猛烈的批判，甚至被作了反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可以看出。泛政治化的文学导向给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公式主义”与“概念化”的倾向。应该强调的是。“生活”的“真实性”并非仅仅依靠权威世界观的合法性论证，其更多是来自文学文本中可直接感知的日常经验。《我们夫妇之间》显然是想为日常与“真实性”的弥合进行一次实践性的尝试。但经当时的现实批评语境证明．这种尝试无疑以失败告终，并被指责为“政治主题庸俗化”。更重要的是，这种失败潜在地证明了政治意识形态在对中国的思想意义进行了规范的同时．也对其叙述形式加以潜在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