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李长之“感情的型"文学批评观的当代解读(2)

　　无论是从“外层剥”，还是从“内层穿”，“感情的型”都应成为批评实践的范式和尺度，因为“在感情的型里，是抽去了对象，又可填入任何对象的。”李长之说“这种没有对象的感情，可以纳入两种根本的形式，便是失望和憧憬，我称这为感情的型。

　　李长之认为，如果把文学作品比作桃子，那么剥去了果皮、果肉、果核外面的坚壳后，剩下的果仁才是真正的核心与有价值的终极范式，进而言之，它甚至可以称为文学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种子和时代传承的根源所在，是文学价值及生命力的源泉。因为种子与根源的可派生性和繁衍性功能，才使横向维度——地域上的与纵向维度——时间上的承继成为可能。他把这种子归纳为两种极端的形态——“甘与苦”，或日“失望与憧憬”。在这一理论的下，李长之写出了一系列传记批评和作家作品的评论，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少有的以自己的理论指导自己的批评实践的文学批评家。

　　有人将李长之“感情的型”的批评理念与苏珊·朗格“有意味的形式”做过比较，认为两位中外家颇具类似的心灵感应，但实际上，苏珊·朗格是从的本体论层面强调艺术乃是一种生命的形式，即“运用艺术符号的方式把内在生命与情感经验的概念表现出来，从而创造一种幻象。”而李长之“感情的型”则是旨在为具体作品确立一种规范与标准，是从方法论的层面所进行的一种剖析，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如果说苏珊·朗格是在认识论的层面昭示了一种必然，那么李长之则解释了之所以然。苏珊·朗格鲜明指出构成艺术魅力的形式因，李长之则更注重阐释的是真正构成艺术本源并维系形式之维的质料因。

　　虽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却表现了李长之作为职业批评家所独具的辩识力与期许，他不但将“感情的型”发展修缮为完整的理论范式，并将其作为解读文艺甚至人生的试金石，始终指导并贯穿于自己的批评作品与创作实践。在《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中他曾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批评理路：“通常那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态度，我是不赞成的，因为所谓不可以言传，是本没有可传呢，还是没有能力去传?本没有可传，就不必传；没有能力传，那就须锻炼出传的能力。对于中国旧东西，我不赞成用原来的名词囫囵吞枣的办法。我认为，凡是不能用表达的，就是根本没弄明白，凡是不能用现代语言表达的，就是没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弄明白。”

　　“感情的型”的批评观旨在突出主体的能动性和心灵感悟的张力李长之认为，批评与对象的关系颇类似于产业领域中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如果说技术是对科学原理的功利性应用，那么与此相对应，批评家正是将美学规则应用于作品、作家分析的技术员，批评需要尺度。比如在《和屈原》中，他说“受了孔子的精神的感发的，是使许多绝顶聪明的人都光芒一敛，愿意作常人……反之，受了屈原的精神的影响的，却使许多人灵魂中不安定的成分觉醒了，愿意作超人。他将中国的传统人格分成了两个类型，一类是像孔子那样代表着古典主义的人格特征，一类是像屈原那样代表着浪漫主义的人格特征。他们的区别在于如何处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抹杀了个性，这样的群体也会腐烂朽败，反之，纯粹听任个性，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势必使这样的群体不得和谐安定。李长之发现，在个人与群体这对矛盾中，孔子找到一个协调办法，那就是崇“礼”。“礼’可以说是情感与理智的一种妥协，但却是一种巧妙而合理的妥协。孔子的基本思想就是保持个人和群体的和谐，不张扬，不狂放，既顺从的总体趋势，又适当地保持自己的个性，而屈原就不同了。“他的看法是，由个人到社会。于是他希望社会上各个分子都是全然无缺的，都是坚贞的，都是硬朗的，都是优美而高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