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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长之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卓有成就的家、批评家,一生著述颇丰,其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的美学建构,是以“感情的型”为核念的。这一旨在建立中国转型时期的现代美学批评范式,为中国现代文艺批评提供了新的话语和阐释空间。“感情的型”作为一种独特的批评理念,受到当代学人的关注,在今天也仍具有丰厚的诗学内涵和充分言说的必要,值得继续挖掘与探讨。
论文关键词:感情的型;批评范式;价值启示
李长之是中国批评史上才思卓越而且风格独特的批评家,在学术多元化和深入发展的当代,当他走出的尘封,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关于他的研究的实绩:在《从(鲁迅批判)到<文学史家的鲁迅>》中,罗宗义先生肯定了李长之在鲁迅研究史上的独特贡献;温儒敏先生在《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及其传记批评》中,将其定位为“传记批评家”,首次明确了李长之的现代文学批评家地位;郜元宝先生在《追忆李长之》中,进一步将他定位为“学者批评家”;张蕴艳在《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中,则颇有建树的为这位“传记批评家”做了传记批评,并对其批评理念做了详尽的论述;许道明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中,则把李长之同朱光潜、沈从文、李健吾、梁宗岱等列为“京派”批评家,指出在推崇批评主体介入和情感动力的文学批评理论中,李长之是最突出的代表。本文试图在以上阐释的基础上,着重从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三个层面上探讨李长之“感情的型”的批评理念的学理内涵和价值旨归,探寻其批评理念在新时期的启示意义。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正是左翼作家地位占据着主流的时代,但到了后期却逐渐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公式化与宗派主义倾向。与此同时,深厚的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作为一份厚重的积淀,也成为当时批评者难以逾越的一个围城。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与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既有沉淀的模式,又有横亘的权威,然而李长之却勇敢地突破理论樊篱,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学理上的突围,他独有建树的提出了“感情的型”的批评理论,在文学理论界激起一股振聋发聩的回响,为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生机。一是它有别于当时左翼批评理论呈现的明显工具化倾向,二是有别于中华古老的印象式、感悟式、即兴式批评。由于李长之近承中国古典诗学传统,远袭德国古典浪漫主义的美学堂奥,接受了西方现代的熏陶,使得他的批评理论带有鲜明的现代色彩。在强调批评理论应该有系统性整体性的建构方面,李长之可谓早已具有真知灼见。
针对特殊历史时期文艺发展的走向,李长之在批评中突出了对文学中“情感”因素的注重,较少带有时代和阶级的色彩,在功利的价值批判标准之外强调一维;而针对在传统中过分强调审美一维又提出“理智的硬性”,旨在于情感和理性之问建立一种平衡,寻求一种张力,从而更好的批评实践。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他充满激情的完成了大量传记批评和理论著作的撰写,并有诸多译著和文学创作问世,“感情的型”的批评理念成为他文艺批评与创作中的一个价值准绳。
李长之认为,应该以“感情的型”作为文学批评的范式和尺度。他说“在我们看一个作品时,假设分析它的成分,接受物质限制的大小排列起来,我们一层层的剥,而发现一种受限制最小的层,根于某种程度而言,这近乎谈到文学的永久性。”批评家首先要从“感情的型”的角度去审视和评价文学作品,而不能看重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因为文学作品有它独特性一面,它总是要表现“感情的型”,李长之所言极是,因为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文学阅读中,都始终存在着情感的浸润与渗透 “一篇作品,所以能达到读者之前,是根于许多条件,我们可以先问这个作品的物质外壳,在剥去种种阶级、环境、时代的外衣之后,其次,我们会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是因为革命还是因为失恋,种种不一。最核心的一层那只有令人把握的感情,它脱离任何对象而存在,同时又可以填入任何对象的感情,才是文学的实质。”李长之认为,在文学作品中,所谓造型,既是情感形式化的过程,又是形式情感化的结果,“感情的型”作为内容与技巧的极致,是抽去了对象,又可填入任何对象的。这种高度的抽象化、形式化,使“感情的型”可以从“外层”剥而显之,直至最后一层。也可以从“内层”穿而见之,因为“越下等的作品越使人注意了较外层而不能忘却,好的作品则闪耀着感情的光芒,收获情感的交流与触动,穿越外部感情的对象和质料指向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