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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胡先辅文学批评散论学毕业论文(2)

2014-07-24 01:48

　　但到了1922年《评<尝试集)》发表时，胡先辅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胡先辅花了20天的时间写出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他结合中外史实和理论，批驳胡适新诗创作和文学革命理论的不当，最后得出《尝试集》不仅没有价值，而且还将扰乱思想的结论。胡先骗在文章的《绪言》中即将《尝试集》中的诗作分门别类：“以172页之小册，自序、他序、目录已占去44页，旧式之诗词复占去50页，所余之78页之《尝试集》中，似诗非诗似词非词之新体诗复须除去44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认为真正之白话诗者，仅有14篇，而其中《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三诗尚为之作。”他认为剩下的11首新诗，“无论以古今中外何种眼光观之，其形式精神，皆无可取”。由此可见，胡先骑是完全否定了《尝试集》，他还用语尖刻地说“胡君竞以此等著作，以推倒李杜苏黄，以打倒黄鹤楼、踢翻鹦鹉洲乎?”《评(尝试集>》的这种“严厉”和“苛刻”与《中国文学改良论》时的温和已相去甚远。

　　这种态度的转变并非由于个人的恩怨。早在1916年，胡适应陈独秀邀请撰写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就曾以胡先辅在《留生季报》上发表的词作《齐天乐·听临室弹曼陀铃》为例进行批评，说胡先辅的词里是“一大堆陈词套语”：
　　“今试举吾友胡先辅先生一词以证之：‘萤萤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零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么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甸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词套语。‘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么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萤萤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尽管受到胡适的点名批评，胡先辅却并未还击，即使在3年以后，着手写作《中国文学改良论上)》时，其态度也是温和的：“在陈(独秀)胡(适)所言，固不无精到可采之处，然过于偏激，遂不免因噎废食之讥。……(某)素怀改良文学之志，且与胡适之君之意见多所符合，独不敢为鲁莽灭裂之举，而以白话推倒文言耳。今试平心静气，以论文学之改良”。为什么写作《评<尝试集)》时的胡先骗不能保持原先的那种“平心静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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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中原因，据崔新梅在其中的分析，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此一时期，胡先辅周围有很多创作旧体诗的诗人，他们时常一起切磋学习，胡深受影响。其二，学风的影响——“五四”前后，与北方“新而较空”的学风相对，南方的学风则“旧而较实”。《学衡》能公然在南京树旗，与北方的新文学分庭抗礼，正是流风所及，反过来它又推动了这种学风的形成和流传。《学衡》创刊，同盟形成，胡先骗的文学观念有个趋同的过程。其三，胡适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当胡先骄、梅光迪等就新诗问题有过当面争论，这对胡先辅写作《评<尝试集)》可能产生过影响。
　　笔者以为，导致胡先骗态度转变的另一原因，还可能因为新运动倡导者对林琴南等老一辈文人的态度。当时，林琴南对新文化运动不满，出手作文争论，但是由于他不懂西文，未能抓住对方的要害，再加E对手文笔辛辣、态度偏激，结果十分狼狈地败下阵来。林纾是胡先辅在京师大学堂的老师，陈独秀、胡适等对待林纾的态度，显然令胡先骗耿耿于怀。这应是胡先辅与胡适进行笔战中态度逐渐激烈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建国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谈到这桩已经过去多年的往事，胡先辅仍然是这样说：“胡适诸人欺侮林琴南等老先生不懂英文，我却引经据典，以西文的矛来陷胡适的西文的盾。在当时我是自呜得意的。”
　　这一点在接上来胡先骢所作的《论批评家之责任》一文中多有印证。在这篇文章中，胡先骗提出“批评之”、“博学”、“以中正之态度为平情之议论”、“具之眼光”、“取上达之宗旨”、“勿谩骂”等六条批评家的责任。在这六条之中，就有“批评之道德”、“以中正之态度为平情之议论”、“勿谩骂”三条涉及到批评家的态度，批评当时之“批评家”，“利用青年厌故喜新、畏难趋易、好奇立异、道听途说之弱点，对老辈旧籍，妄加抨击。对于稍持异议者，诋毁谩骂，无所不至。”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认为，“即彼所论或有未当，亦无庸非笑之谩骂之不遗余力也。故如林琴南者，海内称其文名已数十年。其翻译之说部，胡君适之亦称为可为中学古文之范本矣。庸有文理不通之人能享文名如是之盛者乎?即偶有一二处有违文法，安知非笔误乎?安知非疏于检点乎?乃谩称之为不通，不已甚乎?”

　　总之，从这一年开始，胡先辅在自然科学领域之外扮演的是一个信念坚定、立场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是《学衡》派的骨干人物，胡适派文化激进主义最有力的批判者。他拒绝写白话文，坚持写旧体诗词。他坚持自己的文化主见，决不随波逐流。
　　胡先辅表明这一身份是在新文化运动已经取得绝对优势性胜利的1922-1923年间。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浩大声势仅从胡先骗《评(尝试集)》一文的发表过程中即可看出。《学衡》的创刊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而现实的起因，则正是由于胡先辅《评(尝试集)》的发表遇到了困难。吴宓曾回忆说，《学衡》杂志的发起，一半原因是胡先骗《评(尝试集)》写好后，投遍南北各大报纸和文学杂志，竟没有一家愿意刊登，或者没有一家敢刊登。这样，才促成了《学衡》的诞生。
　　耐人寻味的是，胡先辅《评(尝试集)》发表后，胡适却没有回应。胡先辅曾说：“此文出后《新青年》、《新潮》两刊物中迄无人作一文以批评之，仅罗家伦曾作一讥讽口吻之短评而已”。当时，撰文予以回应的除罗家伦外，还有周作人。周作人曾应沈雁冰等人之邀，撰《(评尝试集)匡谬》(载《晨报副刊》，署名式芬，1922年2月4日)一文，以杂文笔法，通过指出胡先辅文中的数处失误，予以回应、批驳。但这种以杂文笔法的反驳，较之《评(尝试集)》中富于学术深度的论证毕竟显得缺乏力度和分量。
　　1922年《评(尝试集)》的发表，标志着胡先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力量骨干的自觉的身份选择。此后数年，胡先辅以较大的精力投入到文学论战中，即使在1923年秋再次赴美入哈佛大学深造后，仍继续在《学衡》上撰文发表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