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胡先辅文学批评散论学毕业论文(3)

　　二、对继承(模仿)与创造关系的讨论

　　《中国改良论》可视为胡先辅文学批评的开端，也确定了胡先辅文学批评的基调，那就是致力于中国文学改良，围绕着中国新文学建设这一话题，从各侧面发表自己的见解。如他对欧美文学发展与现状的介绍，对《尝试集》的批评，对“文学之标准”的讨论，均着眼于对当时文学实践中出现的状况而展开，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正由于胡先辅关于文学的论著都是针对当时文学现状的有感而发，因此缺乏系统性，但其所涉及的方面是丰富的，讨论是认真而深刻的。
　　在胡先辅关于文学的论著中，最为重要的是《评(尝试集>》和《文学之标准》等文。这些论著中最为集中的讨论话题，包括白话与文言以及是否用典的争论等，而文学创作中继承(模仿)与创造的关系问题，也是胡先辅花费笔墨最多、也最具有理论深度的讨论话题之一。
　　胡先辅对文学创作中继承与创造关系的论述，最初在《中国文学改良论》中有所涉及，进而在《评(尝试集)》一文中，进行了更为充分、全面的讨论。
　　胡先辅认为，创造离不开模仿，模仿是人类文明的积累的前提。文学家“皆须经过若干时之模仿，始能逐渐而有所创造”。他以中国的书法史为例“名家书法莫不模仿，亦莫不创造。”有了模仿，才有可能在经典的基础上创造。“斯之谓脱胎即创造，创造即脱胎。斯之谓创造必出于模仿也”。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有胡适所主张的“句句须有个我在”。“绝对不模仿，绝无似古人处。则犹犬之非人，虽为至美之犬，亦终不得谓之为人也”。人的血统虽相同，但各有其面，即使是孪生兄弟的面貌性情也有不同之处，诗文与此同理。那种“毫发无异”的模仿，就成了摄影，胡先骗称之为“句句无我在之模仿”，这并不是他所主张的。他主张的是另一种模仿，要“兼揽众长”，“复加以个人之个性”、“别立异帜”以“另开一新面目”，并强调要随进步有所创新。他反复强调的结论是“创造即寓于模仿之中也”。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胡先骤反对“五四”新诗创新的根本立场是错误的，这一点已为后世新诗创作的成就所证明，但是，出发点的错误，并不能掩盖其局部思考的深刻。他在对文学模仿、脱胎与创造的思考中，有着比胡适更经得住历史考验的见解。胡先辅提出的个性与创造须要从模仿中脱胎，“脱胎即创造，创造即脱胎”，这个命题比之胡适笼统的“不模仿古人”要深邃多了。胡先骗的错误，不是一般粗浅的错误，而是一种深刻的错误，蕴含着片面的深刻，这种思考正可为起步时期的中国新文学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三、对文学“中正”标准的坚持

　　“中正”文学观，是胡先辅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胡先骗《文学之标准》中说：“中外最佳之文学，皆极中正，可谓人生之师法，而不矜奇骇俗者也。”中正即中庸、中和、中节。
　　四书《中庸》有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古人看来，中庸是人们立身行事的原则，做事只要达到中和就是最上乘的境界。胡先辅将这一思想移用到了文学中来，并受到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其结果就是坚持以“中正”为优秀文学的标准。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将胡先骗等归纳为“执古”、“存古”派，以与“骛外”派相对，“适(注：即胡适)倡革命，而光迪、先骗主存古，与适相持。”。“执古”、“存古”情结一方面表现出对中国传统诗性、诗化理论和“平正、典雅”古典散文传统的肯定与称颂，一方面表现出对古希腊以来的欧洲古典主义传统的肯定与尊崇，其核心思想就是“中正”。
　　从“中正”这一古典主义标准出发，胡先骗对欧美文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受卢梭民约论、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尼采超人的影响，人的理智、观念冲破了礼法的束缚，失去了“节制与中庸之要义”，其在文学上表现就是：“情感之胜理智，官骸之美感胜于精神之修养，情欲之胜于道德观念，病态之现象胜于健康之现象，或为幻梦之乌托邦，或为无谓之呻吟，或为纵欲之快乐主义，或为官感之唯美主义，或为疾世之讽刺主义，或为无所归宿之怀疑主义，或为专事描写丑恶之写实主义，或为迷离惝恍之象征主义”等，种种弊端，“溯源寻本，皆卢梭以还之浪漫主义有以使之耶。”同样从“中正”这一文学标准出发，胡先辅也对中国传统中的浪漫主义思想及在此思想影响下的文学流派进行了批判。进而提出“中外最佳之文学，皆极中正，可为人生之师法，而不矜奇骇俗者也。”其结论是：“在今日宜具批评之精神，既不可食古不化，亦不可惟新是从，惟须以超越时代之眼光，为不偏不党之抉择。”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文学之标准》的宗旨在于倡导“中正”的文学，批评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提出一种“文学之真正标准”。欧洲文学的发展历程表明，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种种弊端，在18世纪启蒙主义的冲击下，浪漫主义乘势而起，倡导“返回自然”、个性解放和自由，其后的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又一度影响文坛，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都是对古典主义的反动和否定。从文学发展史角度来看，胡先骗所坚持的“古典主义”的“中正”的文学标准，显然过于保守、狭隘而偏执，令人难以接受。
　　其实，胡先骗对西方文学古典主义的推崇，对“中正”文学观的倡导，实则是为了取得批评新文学运动的立足点。正是在“中正”的标准的衡量下，新文学运动的种种弊端才令人信服地得以揭露。事实上，胡先辅对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文学思潮的批判态度，早在《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一文中就已表现出来。但当时其持论并不偏激。时隔4年，胡先辅文章的锋芒更为锐利，是因为其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的批判正可以在新文学运动中找到靶子。但是，功利性的批评总是不免牵强和偏执，由于其对十八、十九世纪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学的整体评价并不足以令人信服，导致其对新文学的批判也只能是缺乏说服力的。

　　胡先辅在其《文学之标准》的结尾处以大段笔墨引用了薛尔曼关于文学的一段论述：
　　“如何以给与快乐而不堕落其心，给与智慧而不使之变为冷酷；如何以表现人类重大之情感，而不放纵其兽欲；如何以信仰达尔文学说，而同时信仰人类之尊严；如何以承认神经在人类行为中之地位，而不至麻痹动作之神经；如何以承认人类之弱点，而不至丧失其毅勇之概；如何以观察其行为而尊重其意志；如何以斥去其迷信而保存其正信；如何以针砭之而不轻蔑之；如何以讥笑其愚顽而不贱视之；如何以信认恶虽避善，而永不能绝迹；如何以回顾千百之失败，而仍坚持奋斗之希望。” 中国大学排名
　　胡先辅认为“此则文学之真正标准，而欲创造新文学者所宜取法也。”这一结论我们可以同意，但这种文学是否即是他所倡导的“中正”之文学，倒是颇可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