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原因学(2)
2014-07-26 01:06
导读：陈寅恪出身于一个崇尚气节，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的名门世家，自幼便打下了深厚旧学基础，而其年长后在欧美各国的多年游学，不仅使他视野开阔，学
陈寅恪出身于一个崇尚气节，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的名门世家，自幼便打下了深厚旧学基础，而其年长后在欧美各国的多年游学，不仅使他视野开阔，学贯东西，更重要的是使他能够超越当时一般人关于中西文化的简单认识，从更高的层次洞悉和把握中西文化的各自价值，既不像一般旧儒那样抱残守缺，对西学也不盲目崇拜，而是相对理性地看待中西文化。当然，作为一位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学者，陈寅恪最眷恋、最理解的依旧是中国文化，穷其一生，无不在以近代的理性精神，探索和阐释传统文化，乃至其生命的深处，无不氤氲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意绪与精神。在陈寅恪看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1]（P277）他毕生崇尚气节，贬斥义利，推扬宋贤，以士的精神自持。学术活动中，也始终洋溢着“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热情，并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期待“终必复振”为宗旨，为了这个目标，他坚持着文人的操守，百折不挠，始终不渝，在以维系民族文化命脉为己任的同时，亦汲取西方启蒙时期以来知识分子所高扬的学术独立的自由精神，倡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1]（P246）他本人也如他在为王国维所撰碑文中所颂扬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P218）用生命呵护心灵中这片学术的净土，维护学术的尊严。陈寅恪之所以如此看重文化的独立、自由，是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经历的哀痛之感有关，陆键东指出“他不幸生于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承前，他无法不感受近代中国屡遭外侮，有清中兴一带已成残迹的哀感；继后，他更亲身感受社会纷乱变异下‘文化’与‘社会风习’的分崩离析。故此，他眼中的历史，充斥着兴亡盛衰的痛感；他视觉中的文化，紧紧扣着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这一主旨。”[3]（P515）新中国建立后，传统文化也是命运多舛，先是研制传统文化必须套上马列，为
政治现实服务，而不注重自身的价值，史学一度曾为影射史学。1951年５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就强调：“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全国人民，而不是用其他任何观点和方法；要运用各种办法和克服各种困难，做到‘在全国范围和全体规模上’宣传马列主义”。五十年代初学马列的热潮声势浩大，人人言必称马列，写文章生吞活剥的引用马列原文。学术界传统的研究方法、学术思想，乃至思维方式往往被作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而遭批判。以马列理论来统领约束各学科，合理论者保留，不符者则删去，这恰如给“士之读书治学”加上“俗谛之桎梏”，而使一向格外看重传统士大夫情怀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所强调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接受。他在中国院邀其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时，提出非常不合时宜的条件“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政治。”并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提到“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尽管陈的上述态度表现得有些激烈，思想看似保守，但从根本上讲，陈所反对、排斥的应该不会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早在德
留学期间陈就阅读过《资本论》的原文，在当时的中国人中是较早接触经典原著的。陈一生淡薄政治，应不会反对某种政治信仰。他反对的只是对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进行禁锢的做法。换言之，他反对的是那些假借马克思主义之名，歪曲马克思主义原意，背离唯物主义本身，推行极左路线，生搬硬套马克思著作语句并以此强制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所谓改造的做法。而这些做法今天看来显然也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学术者，乃天下之公器也。”没有怀疑精神，没有独立思考，也就没有了学术的生命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再好，这种强制性的做法，也是违背追求真理、追求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和文化发展的基本的表现。陈寅恪毕生的理想就是阐扬自己钟爱的中华文化，使之能够跻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然而现实的文化氛围却又显然不利于他对学术问题的探讨。于是，在对民族文化发展前途忧心忡忡的同时，陈寅恪不免也哀叹自己的“生不逢时”，不能实现自己学术报国的理想，进而造成对当时文化政策乃至新社会的一些误解。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他用十一年的时间埋首颂红妆也就不太奇怪了，因为陈端生、柳如是的身上都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或许陈寅恪称颂的是这种精神与思想？让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论再生缘》一书中的评价：“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事之旨稍有所得，遂取《再生缘》之书，与陈端生个人身世之可考见者相参会，钩索乾隆朝史实之沉隐，玩味《再生缘》文词之优美，然后恍然知《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籍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庾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第一。”“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2]（P56、P57、P59、P65、P66）文中对陈端生的“自由、自尊、活泼、独立”思想大为赞赏，也大加赞美，称其为“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他也许把自己的理想、主张与现实的慨叹都倾注到陈端生身上了，显然其撰文的意义早已超出了“稍稍考证其本末”的最初目的。而对柳如是的赞扬也同样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柳如是别传》中他写到“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妇，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4]（上册P4）对有着独立不移精神而又命运多蹇的柳如是深表同情与赞赏。他还指出：“清初淄川蒲留仙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4]（上册P4）把柳如是视为四百年来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人物。陈寅恪晚年将其文稿命名为《寒柳堂集》及《金明馆丛稿》，与他对柳如是的《金明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