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的象数图示结构学毕业论文(3)
2014-07-27 01:33
导读："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损》）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需．上六》） "在师中吉，无咎，
"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损》）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需．上六》）
"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师．九二》）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同人．九三》）
"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蛊》）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明夷．初九》）
"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解．九二》）
"悔亡，田获三品。"（《巽．六四》）
"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巽．九五》）
"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复》）
"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震．六二》）
"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临》） 从以上这些文字来看，数字大都与计时的单位如日、月、年、岁等相联系，显然这与周期存在的认识有关。至于后世学者对这些数字在广义易象上的对应，属于象数认识的进一步发展，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应该说，上面所引卦爻辞中的数字现象中体现的易数的思想结构还是相当有限的，而作为易数结构体系中基础单元的数的思想在《易经》中的体现则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以六爻的组合对事物的某一特征、运动的某一过程进行模拟，而以六十四卦完成对世界的整体面貌，运动的完整过程的"数量"化构建。
《易经》文本中每卦的爻辞分别对应于以"初"、"二"、"三"、"四"、"五"、"上"命名的爻序，而从"初"至"上"又对应事物发展一个过程中由初始到终结的不同阶段，也象征着这个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或上或下或贵或贱的地位、条件、身份等因素。六爻的爻位由下而上，体现着事物从低级向高级生长变化的发展，其基本特征为：初位象征事物发端的萌芽状况，主潜藏勿用；二位象征事物崭露头角，主适当进取；三位象征事物功业小成，主慎行防凶；四位象征事物新进高层，主警惕审时；五位象征事物圆满成功，主处盛戒盈；上位象征事物发展终尽，主穷极必反。在具体卦爻中，又各有其复杂变化和含义。就爻辞而言，又有"其初难知，其上易知"，"二多誉，四多惧"，"三多凶，五多功"（《易传．系辞下》的特征，表明在事物发展的运动变化中，不同阶段的现象虽然千差万别，但究其抽象特性而言，却是相对的统一和近似的。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以阴阳组合的六爻形式来象征事物的某一种整体特征和事物运动变化的全过程，是《易经》整体-对待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它从自然（天地）与人的总体上，从运动变化的过程中把握客观对象的特质、界定客观对象的范畴，以天地人、宇宙万事万物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整体中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容，是客观世界在人的主体意识中的基本的结构范式。之所以以六爻而不是其它数量来表征这种整体－对待的结构，是因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易传．系辞下》）
２、以"数"的运算为工具推衍事物变化中阴阳两种基本属性的消长状况。 观象运数的思维方式如前文所述是占筮的主要特征，由于筮占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数占，因而通过一定规程的数的运算来达到对客观对象性状的把握，是数在《周易》思想体系中最根本的功用。《易传．系辞上》所谓"极数知来之谓占"正是这个意义的表述。因此，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在《易经》文本中，每条爻辞前冠以的"九""六"两个数字是源于筮占的。 包括《周易》在内的上古筮法多不可考，关于《周易》的占筮条例，现存中略有出入，相对完整的记载仅见于《易传．系辞上》，其记述颇为简约，主要提及的是几个占筮的程序，后朱熹据此对筮法做了系统的，其具体在此毋须赘述，就这种筮法所得的结果来看，共可得"七、八、九、六"四数，其中以"九"代表可变动的"老阳"，以"六"代表可变动的"老阴"，"七"代表不变动之"少阳"，以"八"代表不变动之"少阴"。由于《周易》主于变动，故三百八十四爻凡阳爻皆称"九"，凡阴爻皆称"六"。这样，决定事物运动变化的阴阳两种基本属性的相互作用就有了与数的运演程式用构的根本法则，恩格斯关于"数学：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 的定义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易数的本质所在。 至于数的运演基本模式，《系辞传》提出了"大衍之数"和"天地之数"之论。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象以象四时，归奇于以象闰；五岁再闰故而后卦。……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显然，"大衍之数"的推演是对天地运行的模拟，而数的奇偶变化则是天地间阴阳两种本质属性运动变化的具体体现。这种数理模式根源于"大衍"筮法，这种筮法的运演原则是以策数的变化模拟时间的演化和事物的发展。按照《易传》所描述的世界生成之序，世界是从"太极"分化而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是万物生成的基本模式，其所代表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物质的基本形态又代表着事物"健、顺、动、入、陷、丽、止、说"的八种基本性状，八卦相反相成，相互作用，是万物生成的八种基本作用力，即所谓"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说卦传》）。这八种基本物质形态和性状相互作用，从而演化出世界的万事万物，所谓"八卦而小成，引两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三能事毕矣。"（《系辞传上》）。"大衍"筮法以策数对此进行模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又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系辞传上》）。揲策过程中策数的分合运算的背后，反映着时间的运行和万物的流动，而"大衍"筮法，就是通过数字结构的某种程序的变化来模拟世界万物在一定支配下的运动变化，一卦的占得则是规律变化的必然结果。"极数知来之谓占"（《系辞传上》），占筮的根本作用就是对事物运动方向和结果的预测，这一点在《易经》中表现为一种"通神"的手段。对此，《易传》并没有完全否定，而是以更广的视角给予了合理性的解释和说明，使之成为认识结构的构过程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尽管它尚未完全摆脱卜筮形式的束缚，但毕竟在对主客体的关系的认识程度又有所深化。 显然，《周易》特别是《易经》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有着一个完整的"图示"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象是基本的结构单元，数是联接这些单元的根本法则的载体，所谓"八卦为宇宙万物之载体，六十四卦乃天道生生之模拟，三百八十四爻皆可以转化，六十四卦遂相互包涵；爻动卦变，以追摹天地之大德" ，乃深得其要领。 如上所述，《易经》的基本结构是象数，其中象是认知经验的形象化和象征化，数是形象和象征符号的关系化以及在时空位置上的排列化及与实用化。在此基础上，易象的关系和排列亦即易象的数的关系中呈现的意义凝化为概念并将这些意义和概念发挥为命题及判断，即易象、易数、易义的整体化和思辩化，标志着《周易》的思想从最初的"在宗教形式中形成"并在卜筮的"宗教领域内活动" 的原始状态蜕变为缜密严谨完整系统的体系。在这样的演进过程中，《易传》是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代表。《易传》对《易经》的诠释，通过对卜筮外壳所做的""论证以及对天帝鬼神的新界说改变了卜筮的迷信观念，并且对隐藏在《易经》占筮表象下的许多潜在思想和认识进行了系统的表彰，使之升华并且完善地显现出来，从而完成了《周易》思想体系的语言表述。从和逻辑的角度考量易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不难得出这样一种推断：在这样一个认识的深化拓展过程中，《周易》元典的思想是其内在的认识的主体性的结构，这也就是说后世易学思想是以《周易》元典思想的基本结构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个持续不断并且延续至今的建构过程中，由于在《周易》元典思想上立足的基点有所不同的侧重，因而而形成以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为主要形态的两种思想系统。 所谓象数学是指把宇宙万物符号化、数量化，用以解说《周易》并推测宇宙事物关系与变化的学说。《易经》用数而不言数，《左传》、《国语》则提供了一些运用象数占筮的实例。象数的基本原理初步形成于《易传》，其备述于前。汉魏时期，《周易》之学被立于学官，《易》师辈出，象数学与占筮、气象、灾异、谶纬之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学术风气，各种象数学论及条例应运而生，构成了象数学的典盛时期。宋代，以"河图"、"洛书"、"先后天图"、"太极图"为代表的各种《易》图及图说的兴起，使得象数学的内容与形成发生了焕然一新的转变，其方向转为对大万物化生奥秘的探索。清代乾嘉年间，学者注重考据，务求征实，汉《易》象数学的思想得到重新的认识，但其认识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所谓的义是指《周易》经义名理、哲学思想的学说。其最初起源，同样可以追溯到《易传》及《左传》、《国语》所载筮例，尤其是《易传》之论被历代学者奉为阐发《周易》思想最权威的经典。三国魏王弼之学起于对汉《易》象数学的弊端的攻击，以"扫象阐理"为旗帜，后经唐初孔颖达的疏通阐发，以义理解《易》的风气遂取代了象数学而畅行于世。两宋时期，随着道学思想的盛兴，以儒理阐《易》，以史事证《易》，以心学解《易》的思潮层出迭起，使得《周易》哲学研究的领域得到极大程度的开拓，这些拓展在清代有所延续并且得到系统的总结。 在易学思想史上之所以形成象数和义理两大流派，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即《周易》哲学自身的内在蕴涵是由象数和义理这两大部分组成的，所以历代《易》家之说，或专注于象数，或偏重于义理，各以特定的风格立说传世，并逐渐分流归派而汇聚成两大主干。当然，历代《易》家所言的"象数"、"义理"，其立论各有所执，未必即是《周易》自身所本有的内容，这也是易学史上各派各宗之说长期攻讦不休而异说纷杂、莫衷一是之所以然。 事实上，如前文所的那样，数是象的关系与变化，而象包含了时位的相对性，象数一体而根源于《易》之经验。"《易》的象数是易的义理发展的基础，义理是超出象数的，但必须要象数发展到某一阶段才有义理的出现，义理的出现可能包含象数，但也可以扫除象数回到易的经验，以求获得对易的经验的理性的理解，此处所说理性的理论理解是相对一个时代的标准和需要来决定的。易之理性与理论有一特色即是全体性的认识和部分性的认知的相互依赖性。个别事象和数象都是意义和概念产生的源泉，但每一个事象－象数－数象的意义都是在整体的了解中决定的。……事实上，象数之成为象数也是由于象数中含有义理，对象数诠释，并看出象数并行相关互等都有理的成份；理之成理即由于理的展示化和成为意识的对象。……象数显则义理隐，义理显则象数隐，在易学史上有此辩证倾向。但若就易的完整思想和易统而言，象数和义理是同时发展，形成一个大系统却又相互引发、相互衬托，必能达到多重的求知、格物、立德、立言的效果" 。 从传统思想和文化发展、变迁的历史来看，以象数和义理为其经纬的《周易》思想作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主干和原创性结构基础。以象数、义理的思想和方法为发端，构建了传统哲学思想、伦理、文化、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主体结构。因此，亳不夸张地说，《周易》思想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精髓所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特别是本世纪以来，随着西学在中国的广泛流布，《周易》思想作为认识主体结构的地位受到根本的动摇，取而代之的是以天人相分为本质特征的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周易》思想因此而成为一个新的认识"图示"结构中的一个认识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