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宏观考察学毕业论文(2)
2014-08-11 01:07
导读:2、教化教化是和感化之意。文学本身具有教化的功能,这一点在先秦时期的中已有明确的认识。教化一词最早见于《诗大序》:“风,风也,风以动之,
2、教化教化是和感化之意。文学本身具有教化的功能,这一点在先秦时期的中已有明确的认识。教化一词最早见于《诗大序》:“风,风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孔子谈到诗的教化作用,提出所谓兴观群怨四点,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亲,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③《乐记》谈到的教化作用,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孟子也强调
音乐的感化作用,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④荀子也有同样的认识,说:“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⑤后世的诗文小说也都有这样的功能,其作者也总是明确地以自觉推行教化相标榜。尤其是戏曲最为突出,因为戏曲通过演出,使识字与不识字的人同看,教化的范围更广大也更深远。元代夏庭芝《青楼集志》评论元杂剧说,宋元院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而杂剧则在“君臣、母子、兄弟、朋友”关系上“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明初,洪武皇帝朱元璋特别重视戏曲的教化功能,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或以教导不及,欲以声音感人,且俚俗之言易之乎?”⑥戏曲的这种教化功能在古代确实对民众产生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清代赵翼见他家中的僮仆懂得许多知识,很有感慨,作诗曰:“焰段流传本不经,村俗演作绕梁音。老夫胸有书千卷,翻让僮仆博古今。”⑦20世记初,陈独秀作《论戏曲》一文,其中说:“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⑧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⑨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继承着文学的这种教化的传统。江泽民说:“以的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正是在肯定文学的教化作用。
(转载自http://www.NSEAC.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3、救世救世和载道、教化有密切的联系。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其基本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或称为经世致用。对于一个文人来说,平生的生活和意义就在于立德立功立言。这三者的位置关系是:首要的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才是立言。很多人常常是立功不成而转为立言,或者先求立功而后求立言。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大背景下,许多文学家首先不是文学家,而是家,他们在政治上难有建树,而后则成为思想家或家、教育家等,因其有了著述成就而成了文学家。先秦时期的孔孟老庄诸子,此后的李斯、贾谊、晁错、张衡等,魏晋之际的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南北朝时期的王谢文学世家及庾开府、鲍参军等,唐诗巨匠李杜白及韩柳欧苏王安石曾巩这唐宋八大家,还有辛弃疾、陆游等,哪一个是单纯的文学家?哪一个不是抱定治国安邦的远大理想立志有一番作为的人?李白吟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诗句上长安的时候,恐怕并不是仅仅想当一个诗人。苏东坡进呈《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的时候,恐怕他的志向并不仅仅在于文学。辛弃疾吟唱着“醉里挑灯看剑”,心头难以泯灭的志向还是报国。《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生在元末乱世,始志并不只是写小说,有人说他当时是“有志图王者”。由于中国古代是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国古代文学家的队伍是这样的一帮人物,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救世意识就是必然的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穷困潦倒,没有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与条件,但他仍然没有放弃救世的心愿。第一回中写女娲炼石补天剩下的那块石头,“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这是曹雪芹以这块石头自比,表现出不能救世的无奈。古代文学家的这种救世意识,一直到现当代。鲁迅由原来的学医改学文学,是因为他觉得医生只能医人身体,而文学可医国民的灵魂,可见他从事文学创作正是由于一种强烈的救世意识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