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宏观考察学毕业论文(3)
2014-08-11 01:07
导读：4、哀民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是民本思想，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近几十年大家常论及的人民性。儒家学说中的民本思想是其最可贵的部分。孔子提倡仁政
4、哀民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是民本思想，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近几十年大家常论及的人民性。儒家学说中的民本思想是其最可贵的部分。孔子提倡仁政，认为应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⑩，反对横征暴敛的苛政。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见解，认为统治者得民心则得天下，失民心则失天下，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不仅儒家有民本思想，其他各家也都有民本思想。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也表现了对于民众的力量与精神的肯定。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反对那种“暴夺民衣食之财”的害民行为。后世一些盛世开明之君慑于民众的威力，也间或实行一些利民政策，如唐太宗听从魏征关于“民如江海之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的谏言，采取了一些使民众休养生息的措施。历代文学作家受传统的文化思想的支配，其作品中必然表现这样的思想感情。哀民的内容，一是对民众疾苦的同情和怜悯。民众的疾苦有来自的天灾、洪水、瘟疫等，也有来自的官府的搜刮、豪强的侵夺和战乱的蹂躏等，历代作家的作品中常写到这些内容，表现出深切的关注。二是表现民众的社会理想和生活要求，如减轻赋税、政治清明、社会安宁等。三是对民众中一些落后、愚昧、丑恶的东西的揭露和批评，如对某些不良习俗、野蛮现象、残暴行为等的揭露与批评。历代的许多优秀作品，往往是那些人民性强的作品。《诗经》里的名作如《硕鼠》、《七月》等；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别”等；还有宋元明清的大量诗作，以及小说戏曲中那些反映民众疾苦的内容。这种传统也到和当代，鲁迅描写了一个普通国民的形象阿Q，对他的态度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5、崇义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义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在封建社会的思想体系中，义表现为一种社会理念和道德原则。在很多情况下，义还是判断是非与善恶的标准。义的含义非常复杂，不同的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同一时代不同阶层中的人们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义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主张的核心是仁，但他对义也有论述，如“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孟子思想的核心是义，他的著名的观点就是“舍生取义”。值得注意的是，封建时代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普通民众对于义的理解有很大差异。统治者最热衷宣扬的理想道德是忠，而普通民众最崇尚的理想道德是义。历代民众造反称为起义或举大义，英雄好汉称为义士，做好事称为见义勇为。对那些舍己救人、抑强扶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种种行为以及那些奇人奇事等，都加上一个义字，如义侠、义仆、义丐，还有义马、义虎、义犬等，一些救苦救难的设施称为义庄、义田、义学等。古代文学作品推行封建教化，以宣扬忠孝节义为主要内容，但其中对义最为推重。历代长篇章回小说多称为“演义”，而不叫“演忠”。明清时期出现的大量武侠小说也多标榜为义，如《三侠五义》、《小五义》等。《水浒传》又称《忠义水浒传》，其实里面以张扬义的内容为主。小说戏曲作品中颂扬的那些英雄豪杰，他们最闪光的品质是义，其中虽然也颂扬忠，但在很多情况下，在忠与义相矛盾相冲突的时候，作者往往肯定了义。如《三国演义》中关云长义释曹操的行为，对于刘备政治集团来说不能算忠，但作者却给予肯定。直到现在，仍然沿用义这个概念来表述某些英雄行为，如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这一事例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中崇义的文化精神，在当代仍然显示出一定的影响。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6、养性养性即涵养德性之意。中国古代文学的这一传统，也与中国文化精神交融在一起。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肯定的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所谓“修齐治平”，其中首要的和基本的是修身。这种观念反映在文学方面，则使文学创作活动不可能不带有修身养性的功能。前面所说的载道、教化、救世、哀民等，可以说是文学的外作用，而这里所谓养性则是文学的内作用。历代许多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活动，有些以实现外作用为目的，有些则以实现内作用为目的。如陶渊明的田园诗、饮酒诗，谢灵运等作家的山水诗，就是这类作品。陶渊明的《饮酒诗》和李白的《月下独酌》等，其主要的功能当时在于内作用方面。唐以后许多作家写作诗词小说戏曲，常常自我标榜为“自娱”，有些文人在半生仕宦、退归林下之后，便开始从事文学写作或学术，自谓是“以著述自乐”。文学作家在自娱、自乐的时候，他们也往往受其思想观念的支配，自觉地承担着教化、救世的责任，自觉地表达着哀民的情感和崇义的精神，但同时也常常是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抒发自己个人的怀抱。他们在经历了世间的大悲苦、体验了人生的大烦恼之后，转而在吟咏山水、叙写故事的时候，寻求个人和社会、个人和他人、个人和自然的融洽与和谐。这样的作品的内容，有作者对自己为人处世的自我约束，也有作者对自己心态与情感的自我调适，并在这种自我约束、自我调适中获得快乐与满足。李卓吾有一段著名的话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积既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吐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这段话常被后人引用，说明有些文人为自抒胸臆而进行创作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