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文学独特的语言媒介系统——兼谈20世纪现(2)
2014-08-16 01:05
导读：历史文学语言= 现代白话文－现代熟悉的特定术语词汇 过去陌生的特定历史术语词汇 不是纯粹的现代语,也不是一味的文言文,而是在现代语的基础上减去一
历史文学语言= 现代白话文－现代熟悉的特定术语词汇 过去陌生的特定历史术语词汇
不是纯粹的现代语,也不是一味的文言文,而是在现代语的基础上减去一些今天现代人非常熟悉的习惯用语,加上一些过去特有的名词术语,这大概就是历史文学语言具体化的特殊形式, 即我们这里所说的独特的“历史/ 现代”的语言形态。这种语言形态,从审美感知上说,它主要通过熟悉的陌生化、远近的双重性,一方面使人感到是亲切贴近的;另一方面又使人感到是陌生新奇的,从而在艺术欣赏时既能达到感情与共而又处处隐伏历史距离的特殊美感。从语言结构上说,这主要是采取对文言古语融化的方式:把历史用语中那些仍旧具有生命力的词汇、语句融化在现代白话文中,使之成为白话文生命血脉的有机组成部分,用赫尔扎洛娃在捷克《文学月报》召开的一次“ 历史文学圆桌座谈会”的话来讲,就是“古语、罕用词、带时代色彩的语词等用在历史长篇小说中是必要的,有利于制造气氛。……不生吞活剥地使用古词、罕用词, 而是用得恰到好处,同整个艺术风格协调,这也是长篇小说的艺术。”⑥当然,有必要说明,这里所谓的“历史/ 现代”形态的语言属于“第二自然”形态的一种语言,并非为历史所实有。即是说,它是作家人工创造出来的、被拟古化装了的一种假定的“历史语言”。明明反映的是历史的生活内容,却要用“历史/ 现代”形态的语言来加以表现,这就是历史文学语言媒介的独特之处。
迄今以来的创作实践也充分证实历史文学语言的确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对它的准确把握与否往往给整部作品的真实性与艺术价值带来很大的影响。电影《林则徐》的编剧之一吕宕在一篇短文中谈到前些年看到一个《孟尝君》史剧的排演,编导者竟让胸有大才而不得其用的食客冯 在舞台上大唱其“长铗归来兮,食无鱼! 长铗归来兮,出无车! 长铗归来兮,无以为家”之类的词句,弄得观众互相错愕,不知所云。与吕宕所说的完全相反,笔者也曾读到一部描写汉代清官董宣的长篇小说,该书有颇多地方竟让这位一千九百年前的封建官吏满口说出:“真对不起! 请原谅”“少受精神折磨”,“作好精神准备”“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对我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等新鲜词儿。这两种现象看似对立,但实质并无二致,都反映了对历史文学语言媒介独特性认识和把握的不当:前者,它的问题主要在于向读者输送构成形象的信息时, 由于语言过分“稽古”不可解达不到应有的阈值,给他们本来愉悦易解的审美接受人为地增设翳障。因为“达不到”,它当然也就不能有效地引发读者的心理感应,使他们借运语言信息来调动自己的感性经验去充实、构造生动的艺术形象。后者,其问题的症结则是这些语言内涵的鲜明而确定的指向性,它只能触动和诱使读者将它和现实生活内容直接挂钩联系,从而在审美心理上一点也引不起应有的历史感,造成符号和意义、指称的截然分离。人们经常批评的历史文学“现代化”倾向所指即此。从语言角度讲,就是将历史文学的以现代白话为基础的这个正确命题推向极端,简单视作“现代/现代”形态而没有把它纳入“历史/现代”的语言机制中进行有约束的创作。它与前面所说的语言不适当地被“稽古”,也即将历史文学语言的历史化简单看成是“历史/历史”形态一样,都是不可取的。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大概是有鉴于此,我们见到的不少现当代历史文学作家,特别是有追求、有成就的作家,都无不高度重视其语言媒介的特殊性,并通过多种途径,在自己的作品中营建各具个性化的“历史/现代”形态的语言世界。如姚雪垠、凌力、杨书案有意引进古典诗词曲赋碑铭(《李自成》、《九月菊》);端木蕻良、徐兴业、二月河大量化入当时的方言俗语( 《金瓯缺》、《少年天子》、《曹雪芹》、《雍正皇帝》);蒋和森、顾汶光、唐浩明的描写语言古朴典雅,明显融润着文言古文的韵味(《天国恨》、《风萧萧》、《曾国藩》);刘斯奋富有意味地将纯粹的现代文、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口语和浅近的文言糅为一体(《白门柳》);而历史剧领域中的老一辈作家曹禺、陈白尘,他们的语言半文半白、铿锵简洁,不仅符合人物的身份和个性,而且听来朗朗上口,黯契戏剧现场接受的特点。理想的历史文学语言就不是这样,它从不单向极化地将自我锁定在“历史”或“现代”的某一端,而是富有意味地在古今之间寻求“恰当的结合”或曰进行“远近感知的高度融合”,以使读者和观众进入一个理想的“历史幻境”之中,在与对象感情与共、充分理解的同时又保持必要的历史距离。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