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文学独特的语言媒介系统——兼谈20世纪现(6)
2014-08-16 01:05
导读：至于魔幻式之外的古今式作品, 它主要恐怕是一个时间拼贴的问题。当作者有意让他的“古时”人在说“现时”的话时, 他实际上就是在打破已然的时间顺
至于魔幻式之外的古今式作品, 它主要恐怕是一个时间拼贴的问题。当作者有意让他的“古时”人在说“现时”的话时, 他实际上就是在打破已然的时间顺序, 将两个不同序态的时间叠化在一起。苏联
哲学家莫斯杰巴宁柯在他的《宏观世界、巨大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空间和时间》论著中, 曾根据现代
物理学的时空观提出了现代哲学的变革, 其中讲到相对论的四维“空—时”流, 尤其是时间能不能向相反方向流动的问题。古今式作品在审美上对此作了富有意味的探讨。它通过语言狂欢的这种特殊姿态, 将一般科学视为荒诞的东西, 转化为一种具有特殊美感的真实形态。大禹时代讲英语等等, 当然是不可能的, 但惟其“错位”了, 它使我们观赏时透过这一时间落差的语态, 在古今同在的二元论的对立模式中, 求索其间潜存的幽邃深意。从语言学角度讲, 这也就是“ 利用语言词语中所包含的那种不固定性, 唤醒潜伏的远景并且使睡眠着的感性内容显得生动”14, 给人以“半透明”式的审美显示。
当然, 这样说并不意味现代主义历史文学语言可以随心所欲, 无所规约。作为一种“非常态”的语言, 它尽管随意荒诞, 表现了强烈的实验性、探索性和游戏狂欢的欲望, 但实际上其创作是相当严肃甚至是相当严谨的, 语言运作本身也是有原则和规律可循。这里所说的原则和规律, 从创作论层面上讲, 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 整体性。就是要联系作品的艺术整体, 将语言纳入一个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审美框架中, 从它总体的格调、氛围、语势、语态进行把握, 而不是简单地抽出几个词加以循名责实。仍以《理水》为例, 那些充满现代性的时髦术语, 就是紧密地和所谓的“文化山”“飞车扔面包”、“大学解散”、“幼稚园没地方开”、“文化问题争论”、“拟定募捐计划”、“做时装表演”等契合在一起, 特别是和鲁迅那种特有的机趣、诙谐、讽刺、侃味和谐一体。如果离开了后者, 我们就会感到很滑稽, 不仅难以品享到它的独特的魅力, 而且极易产生“现代化”的幻灭感。用信息论原理看, 任何一个语言输出信息都是由两个变数即是信息本身(称为“信号”) 和整个模式(称为“上下文”) 通过大脑结合在一起, 才能获得解释的。“信号”潜在的意义, 只有靠读者通过对“上下文”的整体形象的把握, 诱发自己的经验联想和情感活动, 才能寻找到它的深刻独特的寓意。而“现代化”的幻灭感, 恰恰正是不顾“上下文”关系的。所以, 同样是古人说今话, 它们两者是可以分辨的, 作用于读者的心理也截然有别。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二) 自为性。这可从作者主体意识中看出。现代主义历史文学上述之“非常态”语言的运用, 就作者自身来讲, 他是自觉的, 这是一种“有意故意”的作假, 并不是出于无知而不经意露出的破绽。无论是《普罗米修斯,扔掉火种》中让普罗米修斯及其诸神讲今话,《贵族尤利乌斯·恺撒的业绩》、《西蒙娜·马莎尔的梦》(布莱希特) 中让恺撒、马莎尔等人操今语,还是鲁迅在《采薇》、《出关》、《起死》中叫小丙君讲“文学概论”,关尹谈老作家“稿费从优”,庄子论“彻底的利己主义者”等等,作者主观心目中的人神、古今界限是非常清楚的。林非在论《故事新编》的一篇文章中对此曾有过一段很好的分析,他说:像鲁迅这样出于高度自觉的写法,“在作者主观上确实都没有将古今混淆起来。”正因为作者主观意识性程度非常强,所以他在进行古今语言杂陈描写时,不独特意挑选那些古今截然分明的语汇入书(力避似是而非、一般性的语汇入书),而且在具体描写时涉笔成趣,极尽诙谐和“油滑”。这样,就使这些插进去的今语彰明昭著地在作品中凸现出来,能“给读者造成滑稽和怪诞的感觉时,提醒他们划清作品中历史题材与现代生活情节的界限,而又在忍俊不禁的审美过程中与作者达成默契,产生联想”。这与作者由于无知、修养不足而一本正经地混淆古今,性质不同,效果也大相径庭。“一本正经的混淆古今,就划不清两者的界限,只能违背了历史主义;而诙诣和‘油滑’的杂陈古今,两者的界限始终是清楚的,自然就不存在违背历史主义的问题。”15 他的这个辨析,从一个侧面反映和揭示了现代主义历史文学语言探索的严肃性及其内在规律,值得我们引起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