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操练》得与失学毕业论文(2)
2014-08-24 01:39
导读：作者们勇敢挑战了历史和思想理论方面的禁区，使不少被封锁的真相解放出来，得见天日。其中以“重写中国史”为主题的第二次对话揭示了20世纪一系列
作者们勇敢挑战了历史和思想理论方面的禁区，使不少被封锁的真相解放出来，得见天日。其中以“重写中国史”为主题的第二次对话揭示了20世纪一系列重大历史真相。例如，针对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的中国与别国关系，一位作者说出一个重要事实：“在中国近现代上，恐怕只有日本和苏俄对中国有领土要求，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冲突，往往是因为通商、投资的需要。”这一事实如今已不再是秘密，但作者据此道出了另一个更深层的真相：“在大多数时候，所谓亡国亡种的危险，其实是一种偏激的呼声。”对于情感和判断长期接受“亡国亡种说”塑造的民众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真相。作者没有止于此，进而道出了被捂得最严实也最沉痛的真相：那原本是想唤醒沉睡国民的呼声被民贼独夫利用，导致
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最大教训──“以‘反帝、革命’的名义，或者以国家人民的名义，来剥夺民众的独立和自由”（第39页）。
清末民初那一段历史、1945年抗战结束后的局势、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也都是被迷雾所笼罩，被谎言教条所包裹的。清末实施新政固然为情势所逼，但已经广泛涉及了、政治、等各个方面。反观中国近20多年改革开放所做的工作，竟然大体上是百年前清末新政未竟事业。一百年转了一个圈，实在是一个催逼人反省的不幸事实。而且，正如他们在后面指出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现代新闻制度、现代出版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已在中国初步形成（第276页）。而这3方面在百年后的今天是什么状况，人们心照不宣。难怪有作者感慨：“20世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开局，却走成这个样子，确实令人痛心（第35页）。”抗战后的局势，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5大战胜国之一，当时呈现在中国面前的机遇和态势非常好，但一系列摩擦和疑云重重的事件，将一个原本充满希望的中国拖入内战，使之丧失了与其他战胜国一样的和平重建大好时机。可是在中国近50多年以来的历史记叙中，抗战后中国曾有过的好局势是被彻底隐匿了的，内战起因则是经过筛选和扭曲的。而中国与美、苏关系的真相，长期以来根据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被歪曲、颠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至今一些工具书仍然在作歪曲颠倒的记录。作者在这方面作了重要澄清，其中披露的一些事实相当耐人寻味，对某些扭曲、病态的民族心理的解析也相当有份量。
上述历史一直有一套定论，它不仅享有不受理性审视和怀疑的豁免权，而且任何与之有关的史实都成了不能触及的禁区。几位作者勇敢涉足了这些禁区，掀开了捂住的盖子，一些极具震撼力的真相开始呈现出来，旧的定论受到质疑和动摇，不仅冲击了种种遮蔽真相的谎言，也挑战了民众因长期受谎言浸润而形成的思维和情感定势。这可以成为促使更多人通过反思恢复真实的历史记忆的契机。
恢复历史真相的努力也使那一时期思想学术活动的社会历史背景变得清晰起来。在此前提下，作者们对活跃于20世纪前半段的思想先贤历史光辉的擦拭相当成功。值得注意的是，曾长期被抹黑和丑化的思想先贤几乎全都与领域有不解之缘，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才能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高品质的现代教育体系并拥有高水平的大学。作者们在介绍先贤们的思想学术贡献、梳理由他们开始的自由主义传统时，特别以翔实可信的材料再现了当年大学的风范、学者治校的传统以及当年的教育理念、教育格局。若在这些关涉教育成败的基本方面作一今昔对比，今人应感羞愧。中国现代大学出现之初，办学就对民间和外国开放，形成了公立、私立多种体制大学共存与平等竞争的良性格局。这种格局却在50年代被彻底破坏。如今要想重建合理格局已非易事。在教育理念上，蔡元培“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教育宗旨、对“教育求远效，政党政策求近功”的区分，梅贻琦对“通才教育”的坚持、对目光短浅的教育方针的批评，陶行知对学生自治的倡导等，都体现了对独立、远见、博大的教育精神之追求。在急功近利、短视，政治工具化、附庸化和狭隘已成教育基本性格的今日中国，先贤们这些体现教育正道的思想已成绝响。现今大学教育的高度市侩化与商品化[2]，与抛弃我们曾经拥有的教育思想资源有直接因果关系。中小学的情况也同样惨不忍睹。一位作者就过去小学公德课《公民训练》和如今相应的《政治思想》课本作了有趣的对照：“在公民训练的中，第一条就是‘我不放弃选举权，并且自由选举我所佩服的人’。《政治思想》是让你成为一个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27页）两种教育精神之高下和广狭由此可见。至于两种教育精神对受教育者的精神影响之优劣，那是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可以作出判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