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与“醒”的罅隙间——一种精神向度上(2)
2014-08-25 01:07
导读：“梦”注定是要灭掉。“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多年后，吕纬甫如此感慨（《在酒楼上》）。而《幸福的家庭》的男主人，只能在柴堆和
“梦”注定是要灭掉。“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多年后，吕纬甫如此感慨（《在酒楼上》）。而《幸福的家庭》的男主人，只能在柴堆和白菜堆的包围中以及妻子阴凄凄的目光和抱怨下，在三岁女儿挂着眼泪的笑靥、通红的嘴唇间捕捞一点“梦”的碎片。恰如不无偏激的N先生所评价的，“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便“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头发的故事》）。在如许中国，“梦”者最为不幸。若不象“狂人”一般，于传统无所不在的重压下高呼“救救孩子”后便“好”起来而赴任做官（《狂人
日记》），就免不了困顿（吕纬甫、魏连殳、涓生）以至死亡（夏瑜、子君）。曾为“梦”者的鲁迅在作品里对“梦”与“梦”者寄寓了极其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由于作者的亲身参与而逾出一切如“同情”之类带有超越视角的词汇所能把握的范围。其难以表述的力度来自作者自己要求的那种“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爱”。尤其在《彷徨》中几篇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孤独者》、《伤逝》等）里，情感本身即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而所有这些情感都是与绝望的情绪相关联，离开对“梦”的绝望将无法理解那样的情感。
面对使人绝望的现实，鲁迅也塑造了一批不屈不挠的战斗者形象。《长明灯》中，“疯子”被告知即使吹熄了灯也不能改变什么时，“沉实地说道，‘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而后来创作《理水》、《非攻》等作品时，鲁迅还借助历史传说中的人和事，表达了他对“中国的脊梁”的期待之意。这些具有理想主义光芒的形象折射出鲁迅作为“斗士”的一面，然而同样真实的是，不论从他的作品还是传记材料中我们都可以发现鲁迅身上与N先生、吕纬甫等形象相通的另一面：怀疑与悲观。从后者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鲁迅小说对于“梦”的内向反思，即对于“梦”本身的怀疑与否定。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富于理性精神的怀疑使理想性质之“梦”的大厦从内部开始动摇。在鲁迅各种体裁的文本中我们都能看到对所谓“黄金世界”的质疑，而N先生的口中也就说出了《工人绥惠略夫》里的名句，“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历经现实种种打击，N先生的牢骚终于触及到“梦”的本身，这使他对行动采取消极与否定的态度，他劝告“梦”者，“你们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头发的故事》）如果N先生的话毕竟出于一种偏激的态度，那么吕纬甫、魏连殳的故事则代表作者更冷静的怀疑。
早已为生计压迫而放弃“梦”想的吕纬甫，回乡来所做的又无非是与当年的“梦”背道而驰的事情。他清楚自己的改变，所以对“我”说，“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敷敷衍衍，模模胡胡。”（《在酒楼上》）然而在对吕纬甫转变的叙述中，我们却难以听到批判的声音。尽管吕纬甫自己都觉得“迁葬”等事的可笑，但做这些事情却并非如他所说的只是“敷衍”，而有他自己真诚的情感与动机。那个一边叙说一边自责的吕纬甫也许远不如那个一边叙说一边“眼圈微红了”的吕纬甫更为真实。平常生活有它自己的逻辑，这种逻辑在批判面前筑起一道“人情”之墙。而年纪渐长的主人公有对于“人情”更深的感受，这种“人情”的真实将超越少年之“梦”简单而绝对的否定。《孤独者》也揭示了“梦”的反人情本质。做“梦”的吕纬甫将自己与众人隔绝，而本心却渴望与人的交流，于是他自欺欺人地制造了“孩子总是好的”这样的神话，对“坏”的“大人”不屑一顾的魏连殳，见了那几个在“我”看来“手脸和衣服都很脏，而且丑得可以”的孩子时，“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然而这空幻的希望也终于破灭，只不过使他亲手造的“独头茧”越来越厚地缠裹了自己。平常生活的要求使鲁迅对“梦”的态度陷入了某种困境，一方面，他从不放弃“梦”的立场（所以他永远摆脱不了绝望）；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正视“人情”之类的制约力量。鲁迅常常说“凡富于感激的人，即容易受别人的牵连，不能超然独往”，“感激，……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6）之类的话，《过客》（《野草》）里的“过客”连小女孩一块破布的施予都不愿接受，然而一边要求“超然独往”的鲁迅，一边却不得不承认，“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答道真有的罢。”（7）在这一问题上，鲁迅的写作与其说是给出一种结论，不如说只是一种理性的怀疑与拷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