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与“醒”的罅隙间——一种精神向度上(6)
2014-08-25 01:07
导读:复调是对及自我的矛盾意识在作品中真实表现的必然结果。鲁迅在小说中再现了“梦”与“醒”的冲突这一他也无法解决的矛盾。但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
复调是对及自我的矛盾意识在作品中真实表现的必然结果。鲁迅在小说中再现了“梦”与“醒”的冲突这一他也无法解决的矛盾。但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在作品中保留这一矛盾的时候也并非没有作出超越的努力。
四彷徨中的冷静
鲁迅小说中,具有复调特征的几篇作品最集中反映了鲁迅对“梦”与“醒”的思考。而且,除了复调特征,在比较《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这几个文本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别的共同之处。
这四篇小说都采用了“循环”结构,即它们都利用空间或事件的重合展开叙述,向读者展示的主要是重合之间一个周期性时间段内发生的事情。空间的重合总是与“回归”相联系,《故乡》和《在酒楼上》都从“我”回故乡写起,《伤逝》的开头主人公涓生又回到与子君同居前住的会馆(而且是同一间屋)。至于事件的重合,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孤独者》第一句所点出的,“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另外,《在酒楼上》“我”和吕纬甫的重逢,《故乡》开头和结尾“我”都是在船上赶路(一是回乡,一是离去),也都是循环式的重合。“循环”首先总是带给人“相同”的感受,涓生回到会馆发现:
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墙的板床。
前面曾经提到鲁迅用循环中的没有变化表达他对沉滞不变的认识,而此处的“循环”结构,更主要的却是为突出变化。每一个循环中,“梦”破灭了,失败的“梦”者或颓唐,或死亡。涓生回到与一年前几乎没有变化的地方,但是,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
(转载自http://www.NSEAC.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一年后子君死了,当初的“梦”永不再来。《故乡》中“我”回来时满怀的期望被故乡的现实碰得粉碎;《在酒楼上》与“我”重逢的,竟是一个与过去全然不同的吕纬甫;而《孤独者》中“我”的两次送殓之间,是魏连殳从“梦”到“醒”,从“醒”到死的剧变。其实再没有比重复本身更能衬托对不可重复的绝望了,就象《伤逝》里的阿随,它的归来只会引出涓生“物是人非”的感伤。“循环”结构在这些小说中,烘托出了由“梦”与“醒”的冲突所带来的绝望。
这些循环并没有使小说止于“绝望”,它们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循环结束处又有新的开始。新开始的并不是又一轮从“梦”到“醒”,从希望到绝望的循环,而是对“梦”与“醒”的超越,是进行“绝望的抗战”。《故乡》结尾写“我”又在后辈身上看到新的希望与绝望,小说并未到此为止,而是在“我”的进一步反思中结束于对所谓“希望”的超越认识:“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伤逝》末尾涓生于忏悔之后,也决心“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并“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在酒楼上》与《孤独者》都采用双线结构,在吕纬甫和魏连殳之外,叙述者“我”都被
戏剧化为另一主人公,于是在完成了通过“我”的视角叙述的友人故事之后,都由“我”来继续新的道路。两篇小说的结尾“我”结束了对友人故事的“旁观”之后,都在对绝望的形而上体认中获得超越的心境,分别感到了“爽快”与“轻松”。四篇小说的结尾都出现“走”的意象: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故乡》)
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在酒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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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孤独者》)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默默地前行……(《伤逝》)
“走”与“前行”不是要继续“做”梦,也不是要服从于“醒”,而是同时否定了这两者的面对绝望的挑战姿态。这种“走”不预示任何未来,甚至没有指出任何出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主人公最后要走的,是一条试图超越“梦”与“醒”的无路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