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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寻“金枝”——文学人类学精神考古学毕业(5)

2014-09-03 01:55

　　　　三　从田野到文本
按一般的说法和理解，“田野”和“文本”仿佛成了人类学家与文学家各自对象和手段的分水岭。“田野／文本”在品质上似乎也就成了绝然不同的东西。其实，是大误大谬也！
具有意识的人类学家绝对不会因田野而弃文本。因为他们知道，二者并非构成“实践／”——有人引伸为另一种关系：“田野研究／书斋研究”的简单排中律。文本中可以有“田野”，书斋也可以有“田野”。“为了使我们对一些旅行者的人类学式观察更加准确，确认这些非人类学家所提供的信息更加精确，书斋里的人类学研究是需要的。”［②⑦］英国的人类学在研究宗族与家庭时，传统的做法是从收集谱系开始，以便保证研究者建立一个纵向的视野。谱系多为文本。倘若人类学家需要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书斋式的文本研究就更不可缺少。没有人相信世界上的人类学家拥有“孙行者”的本领，上天入地，跨越时空，事事身体力行。何况，上的许多类型的文本原就有民族志的性质，就是“田野”里生长出来的果实。
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类学家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并不是田野中的“照像机”，他们必须对田野中的事实进行解释。“对于田野工作者所提供的事实，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会在他们比较的框架结构中缀入自己的解释。”［②⑧］在格尔兹之后，人类学界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在比较文化的大趋势下对文学理论的借鉴，具体表现在对文本性质的关照和在民族志撰写中对个性化解释行为的认可。正如泰特罗所云：“人类学也改变了它的视角，从追求纯客观化的对某一事物的描述，到现在意识到这只是一种关于某物的写作，同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它也总是一种自我建构的行为。”［②⑨］田野中的“事实”逻辑与某一个人类学家对待这些“事实”的逻辑原本不是一码事。他把现实中无数排列零乱的东西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写进民族志（文本），同一个“事实”已经产生距离。后来的民族学家在参阅某人的民族志过程中又必然产生出“误读行为”——参与了自己的解释行为；随之又产生出了新的“事实”。文化变迁即是这样一种过程，文化的研究也是这样一种过程。这就是文学人类学的精神，推而广之，是人文社会的精神。因为，它本身就是颠扑不破的事实！
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家绝对应该重视“田野”的现实作用。文学的“人学”性（高尔基语）决定了其研究对象——人的社会化与文化变迁进程。比较文学家弗克玛指出：“一种文化变化理论需要一门人类学，一个关于人的概念，或者是一种关于人类能够做什么或能够学做什么的观念。”［③⑩］如果文学家笔下的人物完全没有社会生活中的指标，或者说，没有“田野”的气味，那么，白纸上的黑色字符只能停留在“文本”（text）的层面上，没有或者少有转化到“作品”（works）的层面。“接受理论”认为，作者用笔墨书写的或由铅字排印出的文字组合，在未经读者阅读之前只能称为文本；只有经过读者阅读之后它方产生效益，才能最终称得上是作品。这样，读者无形之中成了“文本／作品”转化机制的“上帝”。而读者选择文本的第一依据不是其他，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真实，是浓郁的“田野气息”。因此，广义的田野作业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具有绝对的必要性。对此，人类学与文学在此的追求完全一致。“田野作业远比因技术性操作所引出的事实要多。”［③①］如果人们只追求由技术性操作的数据事实，他根本犯不着历尽艰辛地到“田野”中去，他本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实体。那样，文学也就沦落为记录阴私的雕虫小技。在文化人类学眼中，人的价值有以下基本指标：（ａ）人的本性；（ｂ）人与的关系；（ｃ）时间；（ｄ）人类的追求和目标；（ｅ）人与人的关系。［③②］而要获取这些，有效的途径是：田野与文本的融合。

具有意识的文学家很清楚地知道，不同的文本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文学人类学对文本的首先要确认哪些文本具有“人类学性质”，即“田野潜质”。列维—斯特劳斯在南美的巴西做过田野调查，却没有妨碍他对古代希腊、罗马等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和文本一并收罗起来进行参照，也没有妨碍在比较文化的背景下做他的结构主义营造。人们不会将其中他做过调查的和没有做过调查的材料区分开来，进而去褒扬前者，贬抑后者。其实，斯特劳斯常用的神话材料恰恰并非是他“实地”考察得来的。［③③］这一点，原本很“弗雷泽式”。人们之所以对他的神话研究不作苛责，是因为相信他选择的文本材料拥有丰富的人类学品质。并且更相信他能够用人类学的将文本中的潜质抽取出来。这样，文本人类学研究的两个必要条件被揭示出来：１．文本中的人类学品质。２．研究中的人类学方法。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代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以萧兵、叶舒宪、王建辉主持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为例，若按上面两个必备条件来看，笔者认为是合格的，甚至是高规格的。，这并不能阻止笔者对其中的某些解释和某些结论持置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