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与历史叙事的民族本土立场学毕业(2)
2014-09-05 01:40
导读：熊召政的《张居正》则以明王朝中叶的万历新政始末为题材，同样集中笔力写张居正在历史漩涡中挽狂澜于即倒的巨大的个人作用。在中国的传统历史叙事
熊召政的《张居正》则以明王朝中叶的万历新政始末为题材，同样集中笔力写张居正在历史漩涡中挽狂澜于即倒的巨大的个人作用。在中国的传统历史叙事中，本来就有帝王将相的描写传统。但经过革命历史叙事对人民作用的强调，加上90年代以来新历史小说的兴起，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以及对小历史小人物的重新关注等多重因素，今天的帝王将相题材，其实早就冲破了原来的英雄崇拜格局，而是指向民族精英的文化人格塑造。在明君或贤相的身上，凝聚的是传统文化的菁华力量。张居正不避物议，外拒清流，是对传统文化中自标清高、空疏无用的纠正；其务实耐烦的精神又是对好高骛远式的激进改革的纠偏。正因此，万历新政才成为明王朝的一剂救命良方，而使它的气脉又延续多年。“不以道德论英雄，应为苍生谋福祉”，④这是作家创作《张居正》的历史观，也是小说审视历史人物与事件时的一个文化视角。作品中所展现的绚烂的“落霞”，是封建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其间的人与事，是封建文化在大厦将倾之前的最后一搏。作家集中笔力写它的美丽和辉煌，同样也显露了他潜意识深处的本土文化反抗。
但这又毕竟只是最后的一搏了。这最后一搏，固然绚烂多姿，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缺陷。封建文化具备强大的体制惰性：权谋文化虽然充当着驱动历史演进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它却无法抹去其自身抑制民主、摧残人性的落后因素。尤其是以今日全球化的宏大视角重新审视这段“落霞”时光，我们会发现，在作家们津津乐道的康亁盛世的同时，西方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势蓬勃兴起，中西差距就是在这个时段被迅速拉大的。回避这个问题，而孤立地描写所谓的煌煌盛世，这是一种封闭和短视，甚至还暗含了某种“天朝心态”。实际上，明中叶的万历新政之后，紧接经济繁荣的是腐朽颓败的晚明习气；康亁盛世之后是中国传统社会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土崩瓦解。这里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专制独裁的“落霞”式体制改革，往往寄托在某些强有力的封建英雄人物身上而无法获得正常的政策延续性。甚至专制体制还无法保证这样的强力意志的出现，无法保证杰出英才顺利进入历史权力舞台。因为在传统明哲保身的文化惯性之下，优游不迫、漠不关心的政治态度，才是一般官僚最常见的人生观。像雍正、张居正那样对权力的眷恋和对经济的重视，就会被视为“苛政”、“俗吏”。雍正之所以背负骂名，居正夺情之所以引起如许大的波澜，就在于他们对实际政务的热衷和对可保他们大政顺利执行的权力的热衷。无论是雍正还是居正，都无法保证身后之事。不仅他们的改革难以为继，甚至无法避免死后声名被诋和守旧势力的卷土重来。权势，是他们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关键所在。尽管作家对描写对象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但历史理性却无法化解他们“荣辱兴衰转瞬间”的权势循环悲剧。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从统治阶层的角度出发，“落霞”辉煌产生的是封建英杰个人力量无法延续的历史悲剧。而下降到社会民众层面，这种悲剧则是封建专制文化对现代民主萌芽的压抑，使得社会经济繁荣和初始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文化无法走上持续发展的正轨。相当多的史料表明，在明末，我国已经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在苏州及江南地区的纺织工业蔚为壮观。在对15世纪末与16世纪初的全球经济的考察中，学者们更进一步发现，自地理大发现始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中，晚明出人意外地充当着经济强势力量。⑤繁荣的海上贸易交通，大力促进了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而正是在中国南方地区，“海面和陆地犬牙交错，形成一种溺谷型海岸……在这一地带，海上的旅行和冒险推动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只是在逃脱国内的监督和约束时，才能充分施展其才能。”⑥而这些民间的经济力量和资本主义及现代民主的无法正常生长等相互关涉，却在反映这一时代的历史小说中被民族本土立场有意无意地遮蔽了。《雍正皇帝》采取的是缺席策略，《张居正》虽写到海上走私，也写到以何心隐等为代表的民主萌芽的私学兴起；但前者被处理成产生于权力交易中的腐败，后者则被视为世道人心的毁灭力量。恰恰是对这一问题缺乏更深入的思考，使作家们对本土文化的崇扬失之片面。何以西方语境下正常的经贸交易演变为官商勾结的腐败？何以西方话语中健康的个性自由走上狷狂放荡的邪途？如果我们能就此来进一步审视封建文化的末世辉煌，那么这对打破历史小说作家封闭狭隘的创作心态，理性地重建民族本土文化无疑十分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