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与历史叙事的民族本土立场学毕业(5)
2014-09-05 01:40
导读：为了强化满汉民族的文化整合，凌力还有意在小说中凸显了独特的“第三只眼”。这“第三只眼”就是贯穿小说始终并联结亲汉亲满两派的一个重要人物—
为了强化满汉民族的文化整合，凌力还有意在小说中凸显了独特的“第三只眼”。这“第三只眼”就是贯穿小说始终并联结亲汉亲满两派的一个重要人物——汤若望。汤若望作为传教士，以宗教的平等博爱和西方文化第三只眼的独立视角，对满汉两个民族施以不分彼此的关怀；但正是因此，他才有可能对彼时满汉民族的文化差异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满族的杀戮是嗜血的鸷鹰，关闭了他们自己通向上帝的大门；汉族文化的精致优雅和悠远流长的道德教化，却对汤若望充满了吸引力。汤若望也就是据此才劝导福临和玄烨采用汉制、施行仁政，从而遭到满族贵戚的忌恨和残酷迫害，成为亲汉派与守旧派争斗的砝码及其彼此拉锯交锋的牺牲品。汤若望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作家的视角，它赋予传统的满汉民族冲突以专制愚昧与现代文明冲突的新内涵，而具有广博的
人类学视野。当然，满族被强大的汉文化同化的同时，它也为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整个中华文化重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中心文化发生合理化和失去创造力的时候，往往有一些形质特异的、创造力充溢的边缘文化或民间文化崛起，……在文化调整和重构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生机蓬勃的边缘文化的救济和补充，给它输入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⑩对此，作家也有相当生动而精彩的描写，并将它与汉文化由于自身的高度成熟走向封闭僵化和满族文化野蛮愚昧的另一面融为一体，纳入到满族兴起到入关统治的“百年辉煌”之中。作家借书中人物对话发出的有关“大明骨、大金肉”的民族新生的构想，特别是用优美笔调书写的乌云珠、费耀色、冰月、孙幼蘩等优秀人物形象，都成为小说温馨浪漫的抒情篇章，这也是凌力开放开阔的现代民族观的形象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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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凌力上述的《倾城倾国》、《少年天子》、《暮鼓晨钟》有关满汉民族矛盾描写基本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兄弟阋墙，那么她的新作《梦断关河》展现的鸦片战争则明显具有中西文化冲突的时代新质。在这里，面对新的文化全球化(而不是原有的本土化)语境，凌力对民族冲突和融合问题作出了更为严肃而又充满浪漫构想的新思考。在这部以梨园戏子悲剧命运折射时代的长篇小说中，作家一方面坚守正义的民族立场，绝不回避这场战争的殖民侵略性质，另一方面也鞭辟入里地写出清王朝的腐朽昏愦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歌颂葛云飞、彭松年等人的民族节气，另一方面也指出他们以孙子兵法等传统战争方式来抵御现代战争，因而在摧枯拉朽的西洋火力下不堪一击。对满族地方官海龄，作家更是充满了基于历史辩证法的深入描写。镇江都统海龄出于强烈的民族歧视心理，视全体汉人为汉奸，闭城封门，禁止平民出城逃难，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但同时她又用精细的笔墨显示，海龄此举同样也出于誓死保卫家园的心理，并借小说中海龄的仆女大香之口肯定了他率全体清兵以死殉国的壮怀激烈。正是在这样清醒的历史理性观照下，《梦断关河》对鸦片战争的言说，才跳出了以往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和民族正义感的狭隘视野，不再象《林则徐》、《火烧圆明园》和一些描写义和团的小说、
电影那样，把二元对立的侵略与反侵略视作价值判断的底线；也不同于唐浩明在描写曾国藩晚年对天津教案举措失当蒙羞含垢的史事时，仍然局限于传统文化之内，未能提出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建设性思路；而是以全球化的大视野、大境界，重新思考和审视中华民族的近代鼎革和汲取外来文化菁华进行自我重构的问题。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还塑造了英国军医亨利的形象。他向往东方文化，对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充满了怀疑，并冲破民族偏见，与自幼相识的童年伙伴天寿相爱而终成眷属。通过这一人物及其异国恋情的虚构描写，凌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突破民族偏见的人类大同的理想图景。当然不必讳言，这种将全人类的文化大同模式化地寄托在异文化恋情上，多少也显得有些纤弱与理想化，少了些深邃凝重的历史气魄。从某种意义上，亨利形象其实就是“百年辉煌”中汤若望、荷兰教官可莱亚的延续。他们身为西方人，却醉心华夏文明。如果说福临、玄烨等满族统治阶级对汉文化的向往认同是低位文化对高位文化的自然倾慕的话，那么西方文化作为高位文化对处于低位的汉文化认同则有意无意地表明了汉民族在承认自身弱势的同时，却仍然坚守着文化上的优越心理。跨国恋情也好，文化倾慕也好，它们似乎都存在将文化整合的理想过于夸饰的倾向。这大概就是福临、玄烨等少年天子写得太浪漫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历史和现实证明，文化征服和民族冲突从来都是血泪斑斑的胜利者颂歌。不论是处于低位的满族文化，还是位居强势的西方文化，作家刻意描写其对华夏文明的醉心与倾慕，这之中是否也程度不同地隐含着某种本土自恋情结乃至天朝大国的心态呢？19世纪的全球化是建立在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殖民扩张的基础之上的，过于强调西方文化中的友爱成分，把民族文化新生的实现过多寄希于汤若望、享利等人的善良和友爱，是不切实际的，容易遮蔽了全球化背后潜在的反现代的问题和负面影响。第三世界的文化崛起只有依靠自身的强大与抗争，才能赢得与“他者”平等交流对话的可能，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为此，我们历史小说在进行人类大同浪漫构想时，应该有必要冷峻地把历史书写还原到彼时残酷的文化殖民语境中去。惟有这样，其文化整合的浪漫构想方能闪烁出令人震憾的历史质感和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