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学毕业论文(5)
2014-09-07 01:06
导读：可是从二三十年代开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学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有了新转变和新突破。譬如一九二八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一九三二年郑振铎的《插
可是从二三十年代开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学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有了新转变和新突破。譬如一九二八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一九三二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及稍后的一九四一年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等,?都已经撷取了新文学新观念新形式新方法,赋予了中国文学史新的面貌。?
不但中国文学史如此,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论著,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端的。试看下列诸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刊行年代: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九二七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九三四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
虽然这些著作,在研究方法与治学态度上,尚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它们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纪元,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我以为除了中国文学发展本身已经到了不能不变的因素之外,还跟清末民初以来新文化新思潮的不断冲击,大有关系。特别是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像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人,提倡新观念新方法,使研究者竞相效法,更有关系。所谓的归纳法,所谓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所谓中西会通,所谓二重证据,都使真正的中国文学研究从此拉开了序幕。?
梁启超自己写的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文法",不受传统古文约束,而在研究方法上,则以历史的归纳法、进化论的观点整理国故。他特别强调小说的功能和美文的文学价值,对于新文学的开创,自有推毂之功。王国维深受尼采、叔本华悲观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以丰富的学养,"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不但在经学史学上,有突破性的创获,就是在文学评论方面,如《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等,也都令人有登高望远、耳目一新之感。鲁迅是民初一大作家,但做起文学研究来也一丝不苟。他曾经接触培根、笛卡儿等人的逻辑思想,所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曾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却能自成体系。?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胡适则是提倡白话文的大将,主张"八不主义",主张"采用西洋最近百年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来改良戏剧,主张用冷静客观的态度来整理国故,并且用历史演进法来考证旧小说。他对"五四"之后的新文学运动,贡献之大,是不容抹煞的。这些著名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影响是深远的。?
可惜的是从四五十年代以后,本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却因为时代的遽变、的限制等等因素,分别在不同的华人地区分道扬镳,而各自发展。大陆地区,大多数的学者运用苏联理论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利用其中唯物辨证法和阶级矛盾的观点,来诠释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很多论著,今日看来,不难看到"不同程度地存在机械唯物论和庸俗
社会学的倾向"。?
文革以后文学大门又开放了,八十年代前后各式各样的新观念新理论及所谓"方法热"纷沓而来。?
相对于大陆,香港与海外的中文学界,除了延续传统文学研究之外,在不同时代流行了不同的外国文学理论及方法。好处是使旧文学可以推陈出新,有了新生命;坏处是有时削足适履,过于穿凿附会。空谈理论,侈论方法,与传统之过于徵实尚质,其失维均。?
总的来说,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是研究者的旧学根柢越来越低落了,一是恰好相反,研究者越来越接受西方文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这两个趋势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我以为:没有一种理论或方法是万能的,每一种方法都有其限制。因此,讲方法不能离开他的本体,否则就不一定适用了。?
譬如说,王国维善于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那是因为他本来就对"纸上之遗文"有广泛而深刻的认识,所以一旦有珍贵罕见的"地下之宝物"出土问世,他才能立刻取来"互相释证"。否则对出土的文物只能做猜谜游戏而已。清末民初以来,殷周卜辞、钟鼎彝器、简牍帛书以及敦煌抄卷等等古代文物相继出土问世,不少研究者只看到王国维等人的新发现新创获,却不问学问根柢,只谈理论方法,致使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多流于主观的臆测。就中国文学研究而言,即有人运用这种方法到旧诗词的诠释上,由于对原典的了解未必正确或解释不够周全,因而发生了不少值得商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