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学毕业论文(8)
2014-09-07 01:06
导读：王念孙的推论,现在得到证实了。一九七三年冬,马王堆三号汉墓发掘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帛书中,正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这帛书的成书年代在刘向
王念孙的推论,现在得到证实了。一九七三年冬,马王堆三号汉墓发掘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帛书中,正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这帛书的成书年代在刘向编订《战国策》之前,?因此可以推测是《战国策》传本误将龙言合为"﨧"字。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王念孙读书的用心和推论的正确。?
又譬如说,《诗经》中有"以介眉寿"(《幽风·七月》)、"以介景福"(《小雅·楚茨》)、"以介我稷黍"(《小雅·甫田》)的句子,起先大家都不知道"介"字应作何解。林义光根据铜器铭文屡见的"用﨨眉寿"、"用祈﨨眉寿","﨨"即丐,当祈求讲,来解释《诗经》中的"介"字,破解了大家的疑惑。?
同样,《楚辞·天问》中有"该秉季德"、"恒秉季德"等语,历来大家都不知"该""季""恒"等字何解。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根据甲骨卜辞发现殷商先公有"季"、"王亥"、"王恒"等名,因而把这些句子都讲通了。?瑔瑨试想林义光、王国维等人,要不是学问根柢深厚,处处留心,对《诗经》、《楚辞》读得精熟,如何能够在看到铜器铭文、甲骨卜辞等相关字眼,就能够即时挑出来加以呢?本世纪以来,很多学者用心于讲求理论方法,研究上却很少突破性的创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这样深厚的学问根柢。?
除了学问根柢之外,治学的态度也非常重要。假使态度不严谨,不客观,再新的理论方法都没有用,不可能有好的研究成果。譬如说,汪辉祖是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可是在编《史姓韵编》的时候,一时不小心误把旧刻本《世说新语》的题款"临川王义庆",读为"临川、王义庆",因此把"刘义庆"立目为"王义庆",传为笑柄。?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例子。又譬如说,明代前后七子都是主张拟古的,他们认为学问今不如古,所以主张创作要规*3古人的作品,尺尺寸寸,他们的长处。现在通行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国文学批评史,常用两句话来概括他们的理论主张,就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这种说法,通行已久,很多研究者已经习焉而不察了。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有根据,系出于《明史·文苑传》。但只要我们稍微严谨小心一些,就可以发现《明史·文苑传》的《李攀龙传》说的是:"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连王世贞自己写的《哭李于鳞》一诗也说:"文许先秦上,诗卑正始还"。?
可见他们共同主张是:古文要学秦汉以前,诗则分体,近体要学盛唐以上,古体要学汉魏以上。这样才符合他们崇古卑今的文学观。?
治学态度除了力求严谨之外,还要力求客观。有的批评家或研究者,一旦选定了研究对象,就夸大这个研究对象的价值,甚至对古人作过度的同情。"了解之同情"是应该的,但不可滥用。譬如,李清照有没有改嫁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要提证据,不应该先存有成见。因为李清照改嫁之事,宋人的记载,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以及南宋大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八等等,都言之凿凿,应该事出有因。?
可是却有人(像朱?漫的《李清照丛考》)?不作理性客观的讨论,一味斥骂"李心传妄注"、"王灼狂吠"、"胡仔卑劣"等等,用了很多情绪化的语言,却提不出什么反对的证据。这样的讨论不客观,这样的"研究"成果让人不敢领教。?
以上,都在说明学问根柢和治学态度的重要。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想要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想要在遇见困境时找到出路,舍此而莫由。虽然说它们只是解决问题、寻找出路的先决条件,没有它们问题就无从解决,困境也会更多。"山重水复疑无路",未必"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文学创作,表现的是作者的才情;文学研究,要求的是研究者的思辨能力。前者重在性灵流露,后者重在书卷酝酿,不过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光有思辩能力,光有书卷的酝酿,似乎还不够。譬如说,你想要研究旧诗词,不是光是搜集材料,光是应用一些理论和方法,就可以获得好成果的。最好是你自己还要有创作旧诗词的经验,这样你才更容易体会作者创作的甘苦,也才容易判断批评者的批评是否得当。上文所说的,观念要厘清,理论要分明,方法要落实,根柢要深厚,态度要客观,都是研究者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如果缺少了对古典文学的"了解之同情",而想要有更大的突破,更新的发现,则似乎终隔一层。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固然如此,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及其他研究论著,也应该如此。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诗有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这可以说是我们从事中国文学研究者应该追求的目标。旧学钻研,求其邃密,已极困难;汲取新知,求其深入,更是谈何容易!可是,路是人走出来的,即使这条路困难重重,寂寞难行,凡我同志,为了中国文学的,岂可不勉力以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