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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的探讨学毕业论文(5)

2014-10-30 01:08
导读:形式问题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苏人民版和商务版的所译韦伯《儒教与道教》的两部译著,前者未附任何目录和索引,后者则附有译名表,这在使用价值上

形式问题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苏人民版和商务版的所译韦伯《儒教与道教》的两部译著,前者未附任何目录和索引,后者则附有译名表,这在使用价值上有明显差别。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中译本。商务本把法文原书的脚注和书末索引全部翻译过来,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参考书目》的同时写道:“本书作者格鲁塞在编写其书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西欧出版的史学著作与有关东方学的论文,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页注脚内简略地提到著作的书名与页码。我们认为这种注脚对汉文译本的读者是多余的,首先那些资料是很难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许多困难。……”(第589页)青海本的译者魏英帮先生亲聆过格鲁塞教授讲授的《远东史》,所以增补的《著者参考书目》肯定极具价值,但参照商务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书脚注的学术含量仍旧丰富,因此决不“多余”。如此情况还在青海出版社1998年根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译著的《东方的文明》一书中出现,脚注一律未译,这总与此书较好的文字翻译质量不相匹配,并且无法让读者得知其书使用材料的来龙去脉。

因此不光为查找、检索的便利,各种文后注释和书末附录更进一步展示国内外学术界的状况和动态。如李约瑟《技术史》中译本附之《缩略语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及论文》、《西文书籍和论文》以及包括人名、论著和主题词等多类词条的《索引》,此不亚于一部国外有关中国古代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说是内容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学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译者经验的不断累积看作是汉学论著翻译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条件,那么后附目录和索引实际上就是这种积累的明晰体现。因为附录往往包含了众多学术信息,译者对它的翻译经常需要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几种同类书籍参考目录和索引的汇集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学科领域权威材料的总编。这种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谨慎的译法,就为后人在翻译学术著作时提供了最详实、准确的参考文献,而且在译作上、对译著的规范化处理上都有所借鉴。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复劳动,有益于汉学论著翻译质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如法国学者戴仁著,耿昇先生翻译的《法国的中国学》(中国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附有法国中国学者译名对照表,就为审读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汉学》第四辑的译稿提供了类似工具书的作用。而在此人名表上进行增订和补充,则有关法国汉学从早期到最新概况,并涉及诸多学科的完整资料就全部提纲携领的凸显出来了。因此对汉学著作的附录不仅不能随意删除,且应在格式上继续规范化。

三.使汉学论著翻译规范化的其他辅助手段
1.多译本的互相参照是翻译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仅能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层次的见解,而且还能改正原著的错误和译文中的误译。如审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我曾用此书的日文本(晃洋书屋,1989年)进行核对,补译和改正了原著和译稿地图中的一些。比如《长江上游图》漏“自流井”之名;页248图中有两处“长沙”,据日文本改一处为“重庆”;图35“赵家渡”误写为“赵家府”,又补译“石笥场”一地;图34补译“邛州”一名等等。又如:译者把eclectic(折衷的)误识为electric(电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时才偶然发现并改正过来的。
参考其他语种的相关资料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稿中,许多地方志方面的材料无法还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国外图书馆保存的中国方志;还有一些则因反复转引却未注原书书目而无法查找。尤其是第二编第五章《市镇和水道》,其中引文都从转译。但我发现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转引自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专著和论文,因此从西嶋定生的《中国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1966年;此书有中译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万历《嘉定县志》卷19《文苑》载万历二十三年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从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吴中水利全书》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以及由载《东洋学报》的川胜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长》,日本《史学杂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专论江南三角洲》,《东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运与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关材料的出处。试举一例,原译稿译自英文为:“若不带货,勿雇小船。可自东栅口乘小舟赴嘉善,复由此登棉纱船去松江,向无一人欲乘大船者。”查知应出自日本尊经阁水库藏之《水陆路程》卷7《苏松二府至各处水》,原文曰:“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由此自知在从事汉学论著翻译和译文审读中少不了对其他语种资料的翻检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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