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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学毕业论文(5)

2014-11-04 01:06
导读:在毛泽东处理现实和展望未来的所有表达中,他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民众一边。他对民众运动的热情赞颂,对农民思想品质的想象性构造和倾心认同,都使

在毛泽东处理现实和展望未来的所有表达中,他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民众一边。他对民众运动的热情赞颂,对农民思想品质的想象性构造和倾心认同,都使知识分子相形见绌。而且,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建立起的"个人主义"在与农民的比照中,已经成为不可容忍的内部异己。在葛兰西那里,他对"有机知识分子"是十分重视的,因为他们负有回答"卑贱者"提出的的义务。但是,在毛泽东那里,知识分子并不负有这样的义务。准确地说,他们没有资格,或者说在毛泽东看来他们也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个任务。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知识分子只负有阐释和宣传的义务。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只有毛泽东才是革命的导师,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家。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不作宣告的规约和语境中,毛泽东才成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我们还注意到,当民众的精神和道德在毛泽东的想象中被成倍地放大直至近乎完美之后,对精神和道德的追随,事实上也就被置换为对民众的想象和追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所塑造的可效仿的"典型人物",几乎无一不是农民,或者是农民出身的军人。他们纯粹,透明,乐观,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这种"新文化"所期待的人物,在毛泽东自己的作品中,就是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这些人物在毛泽东的热情赞颂和诗性表达中,显示了道德理想无可抗拒的巨大魅力:张思德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纪念白求恩,就是要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愚公挖山不止,坚忍不拔,充满了战胜的乐观精神等等,一起构成了道德理想的内涵。在文学领域,"新的人民文艺"也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建构起了新文化的道德理想的形象谱系。这些表达道德理想的形象在民众那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因为他们是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诞生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民众那里已经获得了文化领导权是没有疑问的。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文化领导权,不仅反映在民众的倾心认同和追随上,甚至自由知识分子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大势所趋。抗战胜利后,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虽然对共产党在短期内掌握政权还缺乏足够的信任,但他仍在《客观》上放言:"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26这种理性的,自然是根据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给出的。应该说,在延安时期,除了对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被怀疑的"异己"分子,给予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外,对来自民众的声音还是能够认真听取和对待的。边区征收公粮,从1939年到1941年,由5万石,9万石到20万石,年年大幅度增长,1942年还没有公布征粮数字,群众的不满情绪就已经公开流露了。1941年6月,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下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县长李彩云被击死。事后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长眼,咋不打死毛泽东?问这位农民为什么?他说公粮负担太重了。毛泽东听到后,说农民交公粮,还要交公草,还要运输公盐,负担确实很重,建议研究减轻群众负担,并提出了丰衣足食,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那位骂毛泽东的农民不仅检讨了错误,而且还要代毛泽东交个人的生产任务。27这样的民主作风受到人民的欢迎是在情理之中的。共产党在这一的领导权也就是人民"同意"的领导权。

进入人民共和国之后,进一步纯洁生活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禁娼,禁毒,"三反""五反",惩处反革命,抗议帝国主义罪行,成立高级社,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建立并巩固了更纯粹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和理想。在"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狂欢庆典中,不仅工人,店员,手者深怀发自内心的喜悦,上海市的不苟言笑,举止沉稳的资本家也穿着西服扭起了秧歌,他们的家属拿着鲜花跳起了集体舞。"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与记者有这样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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