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存三千灵鬼的心魂——评严迪昌著《清诗史》

　　论文关键词：严迪昌  《清诗史》  诗史互证
　　论文摘要：严迪昌先生的《清诗史》是一部描述有清一代诗人复杂多元的精神历程的心灵史。它在地域文化网络和家族文化网络中，对数以百计的诗人作了行年的考辨、艺术精神特质的抉发，指出了清诗嬗变所呈现的“朝”、“野”离立之势，批判了以皇帝为首的宗室集群及其辐射的朝阙网络所具有的话语霸权，昭示了清代诗歌所具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清诗史》探觅诗人的心灵底蕴，始终以揭橥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际为前提，立足于文本本位，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书中对那些貌似寻常而内里深沉的人物的解剖，尤能显示著者那看透世事人心的犀利眼光。书中对诗人群体和诗学大家的分析，都选择了独特的切入角度，其论述语言也有着强烈的个人化色彩。著者的踏实学风使该书的学术成就代表了当代清诗研究应有的水准。
　　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有一段名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就是一部符合勃兰兑斯的理论主张的著作，是一部描述有清一代诗人复杂多元的精神历程的心灵史。著者用“风云激荡中的心灵历程”、“‘升平盛世’的哀乐心声”、“风雨飘摇时的苍茫心态”作为该书各篇篇名，划分清诗发展的全程，完全表明了他“为三千灵鬼传存驻于纸端之心魂”(“后记”)的愿心。《清诗史》一开篇，就用3篇纲领性的“绪论”把全书的理论支点阐述得清清楚楚。“绪论”之一《清诗的价值和认识的克服》是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权威性定论的反思，著者认为这一成见导致了清诗研究长期滞后的局面。他从清诗题材的开拓充实以及诗体容量的展宽，从清代闺秀诗人群体、八旗诗人群体的崛起，从寒士诗、僧人诗、画人诗、匠人诗等的涌现，从用地域命名的清诗流派之兴旺和世族群体之文化传承，从清诗风格创造所填补的众多诗品品位等诸方面，昭示了清代诗歌卓具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雄辩地说明古典抒情文体中这一最称主要的形式，仍在持续地发挥其遒劲的功能作用；它的生气活力的高扬未衰，适足以表证：以五七言古近体为文本形态的诗的生新机制依然十分强健”。这篇“绪论”，实际上也论证了研究清诗暨撰写《清诗史》的学术价值。

　　在“绪论”之二《清诗的嬗变特点——“朝”、“野”离立之势》中，读者可以对《清诗史》的学术个性形成一个初步的认识，感受到著者心灵的悸动。该书不是以所谓纯学术的“零度风格”、价值中立冷静地勾画清诗的嬗变流程，而是在研究中贯穿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给予爱新觉罗氏王朝统治下士人之大不幸以深切的同情。著者指出：“有清一代社会动荡，风云多变，几乎贯穿始终，即使号称‘康、乾盛世’的历史时期亦不例外。这确是一个迥异于前朝前代的封建王朝，举凡封建历史上曾有过的各式惨酷、阴柔、颟顸、诡谲的统治行为和手段，无不集大成地在这二百七十年间遍经施行，并且多有发展，别具特性……康、雍、乾三朝的文网高张，空前的株连杀戮，进一步威劫着几代文化人的心灵，‘士’的生气活力被深深地戕伤。”(第5页)这种对政治舞台上强势群体的批判，与时下大众媒体、文艺市场中为康熙、雍正、乾隆歌功颂德的众声喧哗针锋相对，不啻于给缠绕着“盛世情结”的虚骄之心浇了一盆冷水。学问的深邃和学者的良知还原了清代诗史的丰富和沉重，为现代读者提供了穿越时空距离，与古人精魂对话、感受民族的痛苦记忆的历史际遇。可以说，《清诗史》的写作卓立于任情消费历史、随意误读历史的浮躁世风和误植“文本的欢娱”而形成的游戏学风之外，体现了学术的自律精神。严先生认为清诗的嬗变呈现为“朝”、“野”离立之势，庙堂朝阙与草野遗逸的对峙态势构成了清诗史程的独特的风景线。他把朝堂诗群网络分为三个层面，即：“天聪命笔”的帝皇诗群、皇子贝勒们的“朱邸”诗群和以科举仕进为杠杆的“纱帽”诗群。而全书的批判锋芒正是指向以皇帝为首的宗室集群及其辐射的朝阙网络所具有的话语霸权。著者认为：朝堂诗群沟通五湖四海的景象，“其所呈现的翰苑化、贵族化、御用化风尚固是空前的，随之而鼓涨起的纱帽气、缙绅气同样是空前的。于是，冲和、典雅、雍容、静穆等审美意义上的气体格调被‘天家’又一次扶持、推举为正宗的醇雅品格，诗坛一次次地树起杏黄大纛而被‘招安’着。”在他看来，“野遗”集体形成对官方诗教的强大冲击力，是诗史性活力的代表，它以诗人的人格自我完善、诗风的百派汇流向诗坛上的“一尊”秩序提出“在野”挑战，如赵执信的奋袂相抗王士稹、袁枚的“性灵”之倡、龚自珍的“箫心剑气”都是对官方正宗法统的激烈反拨、搏击，是对诗的生气命脉的挽救。著者重视野逸文化与官方文化分庭抗礼，欣赏民间异文对庙堂文本的批判态度，这种精神趋向和20世纪世界范围内边缘挑战中心、体制外抗议体制内的学术思潮是气息相通的。严先生之注重政治文化对诗坛的影响，其实也是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浓重的政治文化氛围的产物。经历“文革”动乱和各种政治运动所获得的历史感悟和生活体验已经成为他探寻清代诗人心态的精神资源。在批判皇权专制的学术文本中，著者寄寓了他对开放自在的多元化的文学创作语境和宽容的学术研究氛围的应然诉求。严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健康的社会能使人感到自在。这和重点批判现代社会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的观点是一致的，霍克海默就认为，一个好的社会让人在其中能够作为主体自由行动而不是作为依赖性的客体接受影响。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绪论”之三《黑暗的王朝与迷乱的诗坛——晚明诗史述论》为清诗史演奏了一段序曲，这段序曲的和声其实是由竟陵派和反竟陵派的声音交织而成。著者用“恶谥”、“凶狠”、“鞭尸”等狠辣的字眼来形容传统守旧派对竟陵派的抨击，就表明了他的爱憎和臧否。从肯定竟陵派的新变意义来说，这篇“绪论”作了翻案文章。在《清诗史》的文学价值评价系统中，“新”占据着核心的地位，“真则灵，灵必然以新为依归”(第34页)，著者认为求新意识具有把诗歌从复古泥淖中拯救出来的新鲜活力。全书始终都是用“新”作为基本尺度来衡量众多的诗人群体、诗歌流派的艺术成就。
　　《清诗史》一书具有宏大的气象和超卓的见识，一系列新观点的提出都建立在厚重的学力和坚实的史料之基础上，因而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如书中对宁镇淮扬遗民诗群、两浙遗民诗群、秦晋诗群、岭南诗群、常州诗群等诗人群体和流派的深入梳理，都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工作。像僻处山阳的阎修龄、靳应升、张养重，秋江散人冷士嵋，以及钱秉镫、李邺嗣、魏耕、萧诗、弘储、函可、王摅、王式丹、李文藻、桂馥、屈复、胡天游、铁保、彭兆荪、汤鹏、朱琦、李映桑等都是以前学术界较少关注的诗人，他们和清代诗坛上的宗师巨匠们一起共同组成了《清诗史》的人物长廊。著者在地域文化网络和家族文化网络中，对数以百计的被以往学术界所忽略的诗人作了行年的考辨、艺术精神特质的抉发，为读者展示了清代文学领域的一片全新的风景，证明了清诗在抒情功能和反映时代生活功能上的无愧于前代诗史的事实。

　　《清诗史》探觅诗人的心灵底蕴，始终以揭橥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际为前提，立足于文本本位，坚持从诗歌作品中去感应易代之际的诗人在旧巢覆破、新枝难栖中的种种惶惑、惊悸、幻灭和悲慨，去聆听“盛世”之中的寒士用夜笛横吹出的悲凉心曲，去寻味朝阙庙堂诗群淡化实感、雅尚清远的微妙心态。著者很少首肯单纯用现代美学概念诠释古代文论的方法，他总是在诗史的行程中考察每一诗学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实质意义，并把对诗论结构内涵的分析整合到对诗人心态和诗歌文本的分析中，如《“绝世风流润太平”的王士稹》一章中的第四节《“神韵说”形成过程与审美内涵》和第五节《王士稹诗歌创作成就》即呈现为彼此映射的关系，著者指出“‘神韵说’不只是理论的倡导，而且还是创作的实行；不仅是一个诗学批评理论的派别，事实上它乃是启开风气的强烈体现特定理论主张的诗的流派”。正是因为有了对诗论和诗作两方面的综合把握，该书才能把“这一个”一代诗宗在皇权统治制约下的复杂心态，这种心态内化为诗学理论的过程，及其对诗坛格局的影响擘肌析理地揭示出来。

　　就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言，像钱谦益、吴伟业之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