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文本阐释视域下的杜诗“诗史”之名缘起(3)
2015-01-04 01:06
导读:由白语亦可以发现,符合其尚好和评判标准的杜诗可谓少之又少。还有一种观点主要依据韩愈在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年)的《调张籍》一诗中所发出的李杜文
由白语亦可以发现,符合其尚好和评判标准的杜诗可谓少之又少。还有一种观点主要依据韩愈在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年)的《调张籍》一诗中所发出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何用故谤伤”的感慨,认为通过当时文坛盟主韩愈的评价,可以表明杜甫的诗名在中唐得到了世人广泛的认同。通常认为韩愈作此诗本意可能是在阐述其“李杜并重”的诗学主张,诗中毫无疑问表达了对杜甫诗歌的肯定,但其主要意图并非崇杜。换个角度来看,“不知群儿愚,何用故谤伤”二句也表明了当时诗界亦有不少对李杜诗歌批评的声音,以此作为中唐崇杜成风的确证显然是不可靠的。
相比之下,“唐代尚未出现以诗为史的普遍思潮,杜诗‘诗史’之名在学者中形成共识应该是宋代的事”的论断较为审慎和中肯。在宋代,“诗史”说得以成型和阐发,最终取得了诗坛的话语权。宋代文人逐渐建立起重历史、尚通达、崇学识的心解传统,以诗为史成为当时阅读和阐释诗歌的基本方法,诗人的年谱、诗集的编年本以及有关诗篇和诗人的纪事体裁均首次出现。而此时杜甫的人品与诗风亦得到了广泛认同,一时注者蜂起,形成“千家注杜”的盛况。北宋早期“诗史”说,主要还是指杜诗善陈时事、以诗记史、以诗证史、以诗补史的纪实性特点。欧阳修、宋祁在《新唐书·杜甫传》中记载:“甫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而不少衰,世号‘诗史’。”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亦评价杜诗:“然《陈涛斜》《潼关》二诗,直笔不少恕,……所以为诗史也。”此后,“诗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逐步扩大,尽管宋人仍把“诗史”二字看作杜诗的代名词,但此称呼已不仅限于杜甫,如白居易、聂夷中、苏轼等人的诗也被称为“诗史”。“诗史”的概念也不仅限于善陈时事的纪实性,而已增添了编年性、讽喻性、伦理性、情感性等新的成分。如杜甫《北征》诗“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两句起笔,在体例上与《春秋·隐公元年》经文所谓的“元年春,王正月”相似,被宋人视为“诗史”的典型。“诗史”观中的讽喻性也很明显,阮阅《诗话总龟》卷五《评论门》:“聂夷中,河南人,有诗日:‘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孙光宪谓有三百篇之旨,此亦谓诗史。”宋代讲求心性和修养,宋人常常将“诗史”看做伦理人格力量之所致。而且,当时的士人似乎有一种“诗史”优于“史笔”的态度。邵雍《诗史吟》:“史笔善记事,长于炫其文。文胜则实丧,徒憎口云云。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其盛赞“诗史”之功,已有将“诗史”纳入伦理道德、心性大义的意向。由此可见,杜诗“诗史”之名在宋代得到了普遍认同并广泛流传,其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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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_先于文本的作者之寸心所知,正是阐释过程中永远无法企及的终极参照,作为阐释者,只能是努力地去接近文本作者的意图。在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确切的文献资料之前,对杜诗“诗史”说的缘起作定论尚为时过早。我们亦不能完全忽视孟柴“故当时号为诗史”这一文本记述,关键在于对这~记述的真实性和准确程度的考证,如果确为实录,那么从文本解读的角度来看,杜甫这些“备叙其事”之诗在孟柴所处的时代或更早时间的一定范围(地域、时间、群体)内具有特定意义的“诗史”称谓。但这里所谓的“诗史”还比较偏重诗歌创作的叙事方式、技巧等形而下的要素,所谓“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等,亦不能等同于后来以诗为史的普遍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