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文学毕业论文 > 文学论文 > 正文

试析一篇《锦瑟》解人难——李商隐诗歌解读问

2015-01-02 01:37

　　论文关键词：深情绵邈  党争  关感核心  诗歌风格
　　论文摘要：诗歌是一种较之其它文体更凝缩、更含蓄的文学样式；诗人坎坷的人生经历促使诗人的创作向纵深发展，诗中感情更为沉郁，表达愈加婉曲；作为抒情诗的美感内容，包含多种方面、多种层次，人们在鉴赏时，各有其接近作者美感核心的渠道；只有深入分析诗人的风格，才能了解诗歌艺术特色的承传和变革的关系，掌握诗人的创作个性在诗中的具体体现。
　　关于李商隐诗歌的解读问题，历来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很多学者认为这主要和李商隐诗歌的抒情方式较少采用直抒胸臆，而特别致力于婉曲见意有关。他常避免作正面抒情，而是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借助于环境景物的描绘来渲染气氛，烘托情思，诗歌往往寄兴深微，寓意空灵，索解无端。
　　前人说他“总因不肯吐一平直之语，幽咽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所谓善于埋没意绪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这种婉曲见意的表现形式，同“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诗概》)的内涵相结合，真正做到了“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j。但笔者认为诗歌本来就是一种较之其它文体更为凝缩，因而一般也更为含蓄的文学样式，“深情绵邈”也不完全是李商隐的诗歌独有的特点，其它诗人的作品也有类似的情况，只不过李商隐在这方面似乎更典型而已。因此，我们要在一定程度上正确解读李商隐的诗歌，还需要针对他创作的特殊性来进行阅读和鉴赏。
　　首先，对李商隐的政治活动，特别是贯穿于他毕生的牛、李党争同他的关系，我们要摸清其主要情况，考查其对诗人诗风的影响。李商隐曾经说：“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虽说未必每首诗一概如此，但他的作品言近意远、寄托遥深，毕竟是普遍现象。例如，《安定城楼》一诗，明明是以抒情壮怀为“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璨春来更远游。”然而在揭示了“永忆江湖归白发”和“欲回天地入扁舟”两种思想矛盾的同时，却忽然从正面抱负的抒写一转而为抨击和怒斥反面势力：“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鸩雏竟未休”。这一个笔势的陡转和风格挺拔的结尾，实际怪而不怪。如果我们了解诗人落笔前后的处境，就会认识到作者是有感而发。原来处于牛、李党争夹缝中的李商隐，考中进士以后，便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下当一名幕僚，并且娶了被视为李德裕党的王茂元的女儿。结果他遭到人们的嫉妒，说他是背牛党之恩。开成三年(838年)，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果然受到朋党势力的排斥而落选。在作者尔后所写的远念或悼亡诗中，更经常把深厚的夫妇之情和由党争所带来的政治打击融合起来，以抒发其失意和悲痛。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之关系，学界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有：
　　1．李党说。朱鹤龄、张采田均认为李商隐应该属于李德裕党，这种观点影响较大。如张国光《试解<锦瑟)之迷》就认为，“李商隐之党李而背牛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作出的抉择”，并认为“李党比牛党进步”，他“被目为牛党的叛徒而受到打击，这并不是他的耻辱。”傅璇琮《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则首先论证了李商隐并非如冯浩所说：“无与于党局”，指出“李商隐确实是卷入了党争的”，“是会昌末、大中初代表进步倾向的李党走向失败的时候开始，它显示了李商隐极为可贵的政治品质，表示了李商隐绝不是历史上所说的汲汲于功名仕途、依违于两党之间的软弱文人”。同样，钟铭钧的《李商隐诗作》也认为李商隐属于李党，且说他“敢于冒党派斗争之大不韪，以自己的思想准则和感情倾向作政治上的抉择，这不能不是一个勇敢的无畏的举动。”

　　2．无党说。此为冯浩《玉溪生年谱》中首创之观点。在20世纪上半叶，首先得到了岑仲勉的支持，岑氏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导言》中也认为，“商隐非党”，“商隐二年书判拔萃，官止正九品下阶之秘书正字，无关政局，何党之可言?”其“择婚王氏，就幕泾原，情也，亦势也。”20世纪50年代以后，此说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响应。但是，各人的说法仍有小异。有人认为李商隐主观上无心介入党争，如谢无量在《再论李义山的诗》中认为，李商隐“并不注意于党派”。李清士的《李商隐与令狐父子》也认为李商隐对人的态度，是只重品行，不问党派，令狐绚的性格和作风与他是气味不相投的人。针对有人说李商隐舍牛党就李党是良禽择木的意思，作者指出对此事不必用朋党局限，还是说择主而事较妥。有人认为，李商隐虽然主观上并不想介入党争，但其客观上已经卷入党争的漩涡之中，因而成为无辜牺牲品。如马茂元在《李商隐和他的政治诗》一文中，就对过去人们所认为的李商隐出入两党，是“背家恩，放利偷合”的看法进行反驳，提出“李商隐是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而成为被牺牲的小人物”。稍后，柳文英在《谈李商隐的风貌》中也认为李商隐是晚唐官僚集团内部矛盾斗争中不幸的牺牲者，但是该文又指出，李商隐和牛李党争实在并没有什么关系。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3．出入两党说。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认为李商隐“本应始终属于牛党”，“乃忽结婚于李党之王氏”，“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绝代之才，复经出入牛李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陈贻掀在《关于李商隐》中也认为，前人或要求李商隐忠于某一封建主子以致富贵，并根据这一观点去责备他“放利偷合”、“诡薄无行”，或惋惜他未能飞黄腾达，都是不正确的。同样，陈伯海《略论李商隐的政治诗》也认为，“李商隐确有依违于牛李两党某些成员之间以求取得提挈的表现，这一点比之屈原、李白的劲节傲骨，是大有逊色的。”
　　然而，无论李商隐是否与党争本身有关，这一阶段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漂泊无定的生涯，都使诗人后期的诗风变化更为多样，诗境也日趋老成，促使诗人的创作向纵深发展，这一点笔者认为是可以肯定的。从诗歌题材上看，李诗比前期更宽广，包括感时、抒怀、言情、赠答、行旅、田园、咏史、咏物许多方面。诗中感情也更为沉郁，表达愈加婉曲，艺术上达到成熟的境界，代表作如《安定城楼》、《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赠刘司户黄》、《哭刘黄》。另一方面，消极颓废的思想和绮靡哀艳的诗作也有所发展，如《镜槛》、《曲池》、《县中恼饮席》、《花下醉》等。正如清代屈复在《玉溪生诗意》中评价李商隐后期诗歌风格转变时说：“玉溪生以绝世鲜艳之才，终老幕职，晨出暮入，簿书无暇，与嫁贵婿、负香衾何异?其怨也宜。”
　　要正确解读李商隐诗歌，我们还必须正确对待李诗的象征、比托手法，防止穿凿附会式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鉴赏。过去一些研究者，因为误解了“楚雨含情皆有托”的含意，在并无确凿论据可以说明诗篇本事或创作动机的情况下，先人为主，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史料，进行考证，使对李商隐诗歌的理解支离破碎，流于肤浅。特别是以“无题”为题的爱情诗，更成为他们“猜诗谜”的对象。如清初朱鹤龄，几乎把所有“无题”都说成是“美人香草”的“忠愤”之情的寄托(参阅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序》)，对于李自伤坎坷的诗篇，则又认为它们几乎处处与令狐绚有关。继之有冯浩、程梦星以至近代的张采田、孟森等人，大体也都沿袭了这一种研究方法。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为了纠正这一偏差，我们必须尊重客观存在的艺术形象。李商隐的优秀诗篇往往是以比兴为主。如名篇《锦瑟》虽然运用了蝴蝶、杜鹃、沧海明珠、蓝田暖玉等一系列空蒙绰约的图景作为比托，很有点恍惚其辞。但如果我们抓住古人的所谓“诗眼”，掌握作为全诗的总领“思华年”这一关键进行分析，那么诗人通过回忆生平，抒写其家国和身世之伤，尤其是抱负未展的悲慨，这一底蕴就昭然若揭了。

　　关于《锦瑟》的解读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