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一篇《锦瑟》解人难——李商隐诗歌解读问(2)
2015-01-02 01:37
导读：一是恋情说。如清屈复在《玉溪生诗意》中将其定为男女慕悦之词；二是悼亡说。如清姚莹的《论诗绝句》中云：《锦瑟》分明是悼亡，后人枉自费平章。
一是恋情说。如清屈复在《玉溪生诗意》中将其定为“男女慕悦之词”；二是悼亡说。如清姚莹的《论诗绝句》中云：“《锦瑟》分明是悼亡，后人枉自费平章。”三是伤唐室残破说。如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说：“余颇疑此诗是伤唐室之残破，与恋爱无关。”四是自伤身世或自叙平生说。如张采田在《李义山诗辨正》中以“悼亡诗定论”，而其《玉溪生年谱会笺》则直视诸家为臆说，又提出“自伤身世说”，并强调：“斯真定论”。此外，还有听瑟曲说、回顾生平兼编集自序说、不可知说等等。上述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撇开总纲不管，而只是孤立地、繁琐地去考辨其颈、腹两联，典用“庄生”，则必指鼓盆而歌，事涉“望帝”，则必指唐帝失国，这样的猜断、臆想式的研究，就难免无根无据了。
对这类诗我们不必看得太死。作为抒情诗的美感内容，本来就包含多种方面、多个层次，因而人们在鉴赏时，也必然各有所侧重，各有其接近作者美感核心的渠道。由于如此，读者鉴赏时再现的境界，有可能和作者基本相同，但也有可能较多地超过和有异于作者的意象。这说明“味外之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愈为丰富的诗歌，给读者想象的天地就愈加广阔。李商隐的诗，有些确是过分晦涩，有的甚至成了千古诗谜，犯了钟嵘说的“意深则词踬”(《诗品序》)的毛病。但像上举的《无题》，由于其比兴而兼赋体，所以尽管意象比较空灵，而读者对其解释也不无出入，但因为感情脉络清晰，人们完全有可能在大体一致的共鸣的基础上，进行各自不同的玩味。对于这种“幽咽迷离”(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的作品，清人屈复说得有意思：“凡诗有所寄托，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知其有寄托而已。若必求其何事何人以实之，则凿矣。今但就诗论诗，不敢牵扯。”(《玉溪生诗意凡例》)用这一态度研究李诗，笔者以为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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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李商隐的诗歌，还必须摸清诗人的创作个性。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地了解他的每一首诗的意境、韵味。清人赵执信说：“诗之中须有人在。”(‘谈龙录》)只有真正了解诗人的个性，才能深刻领会诗人的风格。李商隐的创作个性是比较复杂的，其诗歌风格的深微也正是源于他的复杂的创作个性。他善于汲取前代诗人之长，继承了杜甫的“转益多师”的文艺主张，极力反对“偏巧”，提倡“兼材”。李商隐《献侍郎巨鹿公启》评论唐代诗歌说：“我朝以来，此道尤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于枯槁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先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表达了他要求兼通众制，不拘一格的观点。李商隐早年亦习古文，但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传统说法很反感，他在《上崔华州书》中认为“道”并不是周公、孔子所“独能”，因而主张“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这显然是对古文家道统与文统观念的否定。在《献相国京兆公启》中，李商隐提出：“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认为真正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必通“性灵”，作家的客观环境不同，“性灵”不同，所以在作品中的反映，也就“阴阳惨舒，其途不一；安乐哀思，其源数千”。“不一”和“数千”，都说明李商隐看到了真正具有创作个性的诗文，都是能抒发作者的独特“性灵”的，同时也应该是撷取众长的“兼材”，而不应陷于“偏巧”。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实践，证明确是如此。他的古体诗主要学习李贺，但有时也取法左思、高适、岑参和韩愈。他的七律主要学习杜甫，但偶然也汲取刘禹锡的雄浑、倜傥的特长。他的七绝诗吸收了李白的飘逸、王昌龄的深润，这样的兼采众长不能不说是“转益多师”、功力深厚了。不过，这样的一位“兼材”，并没有泯灭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例如，李商隐汲取屈原诗歌的山沓水匝的意境，然而屈原的直泻式倾诉和反复吟咏手法的并用，却较少为李商隐所吸收；李商隐师承过杜甫，继承了杜诗“沉郁”的特点，然而李商隐的“沉郁”却较多地体现为语言的裱丽，而不同于杜诗的忧愤深广；李商隐的“绮密壤妍”(敖陶孙《诗评》)和李贺也大致相同，然而他的形象画面色彩并没有李贺那样浓烈、凄冷。我们不可能把李商隐和他所承传的每一个诗人的创作风格做全面比较，上述的廖廖数例，只不过是说明：要了解李商隐诗歌风格，既要探索他的创作渊源和他成为“兼材”的原因，也要研究他的师承前人但不流于因袭的地方。只有深入分析他的风格，我们才能了解李商隐艺术特色的承传和变革的关系，从而掌握诗人的创作个性在诗中的具体体现。譬如李商隐悼亡诗《正月崇让宅》(密锁重关掩绿苔)描写他在妻死后重回故居时一夜中的人天寥廓之愁，似幻似真，笔触细腻。同是七律，《赠刘司户》的风格就与此大不相同。一开头“江风吹浪动云根，重碇危墙日色昏”两句，就显得气魄雄浑，境界开阔。结尾“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则更是在愤激之中寓有深讽。这两首七律都表现了李商隐的“深情绵邈”的风格，但后一首却是寓哀怆愤激于深沉凝重之中，前一首则以婉丽凄迷的色彩表现幽暗恍惚的意境。只有深入考查个性在诗歌中的表现，才能使我们了解诗人每首诗的艺术特色，了解诗人整个风格的形成发展过程，逐步认识作为“兼材”的诗人的艺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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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李商隐诗歌多义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把心灵世界作为表现对象，许多诗歌所写的不止一时一事，乃是整个心境，而他的心境又非常复杂。具体而言，没落的时世，衰败的家世，仕途上、爱情上的失意等等，都加重了他的心理负荷，种种情绪互相牵连渗透，难辨难分。这种心理状态，被以繁复的意象、多变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的时候，便无法明确地用某时、某地、某事诠释清楚。既然所表现的往往不限于具体情事，而是复杂的感情世界与多种人生体验，因而关于李商隐诗的种种歧解，便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合。读者如果能从诗境的多面性、多层次性着眼，从诗人的创作个性、诗歌风格的承接和变革方面人手，或许更能接近原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