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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如此,以上所论毕竟没有导出一个杜诗诗史称号,因为他们对杜诗的论着点毕竟完全根源于传统的诗学:风雅比兴。也因为杜诗的风雅比兴才使得杜甫在唐世没有被当时名士推崇。白居易对唐诗崩坏现象痛心疾首,无须再述。与其同时的李肇,在所著《唐国史补》中称:“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自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而此诗道崩坏的现象并不应他们的感叹而改变。李行修在元和三年(808)《请置诗学博士书》中所述的最中心的原因便是“臣伏思之,以为诗教未隆于时,风雅未洽于下”(《唐文卷》六九五);五代张洎对此论述更甚,言:“自李杜后,风雅道丧”(《司业诗集序》《全唐文》卷八七二)。五代王赞认为“风雅不主于今之诗,而其流涉赋”,“唐兴,其音复振,……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全唐文》卷八六五)。王赞的感叹更说明了唐当时的诗学接受实际。由此可见,杜甫陨后,唐朝诗风不以继风雅为务,杜诗接受多集中于风雅乐府,不被当时人推崇并深人接受,便无须赘言了。
杜诗并不为多数人的不尚而消逝,其风雅比兴和纪时事的新乐府毕竟使其得到接受和流传。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想,由于元稹和白居易从新乐府出发将杜诗艺术特征的讨论集中于这些诗史名篇上,自然可使接受者对这些诗所包蕴的当时历史信息全然揭示出来,又元稹所谓“即事名篇”,强调出杜诗以时事为据,遂成吟咏,时事必然成为这些诗接受的一个重心。后世接受者对杜诗的认同和对史的体验很容易使他们对杜诗的接受发生在诗与史之间,“以意逆志”可见诗(诗学传统),“知人论世”可见史(史学意识)。这样诗史说也就呼之欲出了。 中国大学排名
然而,孟綮《本事诗》载杜诗为诗史,其直接源头应在笔记小说中。李肇著《国史补》,把沈既济的《枕中记》、《庄子》中的寓言、韩愈的《毛颖传》等等,均视之为“史”,盛赞这些作者为“良史之才”。自居易在评韩愈诗文时,也说他有“班马之风”。显然唐人也有把“历史”当作一把尺子衡量文学作品的。唐五代的杂史、笔记小说如《唐国史补》、《唐阙史》、《唐摭言》、《因话录》、《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等记载了一些诗人的行踪事迹、创作的轶闻趣事。这些野史笔记所记虽不及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因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其中多有对杜诗记载。创成于大中九年(855)郑处诲《明皇杂录》,其中涉及杜诗五条。该书卷下记李龟年本事时谈及杜甫对其所赠之诗: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即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其书补遗记杜甫弃世前本事引《赠聂耒阳》诗为证: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
叙皇室勤政楼斗鸡一事引杜诗“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为证;叙公孙大娘本事时引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证;写天宝中兴庆池引杜诗“龙喜出平池”描其原来形貌。在这些引用中,杜诗被或用来证时人本事,或用来证历史事件,或用来证历史名物,可以明见他此时已将杜诗“作历史看把作历史用”了,杜诗已经成为当时历史的一种有效文献。其后这种杜诗接受形式在杂录中被普遍采用。康骈在乾宁二年(895)作《剧谈录》,卷下叙写玄元观风貌时引杜南谒此庙题诗证之有画。范摅《云溪友议》叙写郑广虔事迹李龟年事迹各引杜甫赠诗为证。《唐摭言》(917)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P1186),在《师友》、《知己》、《轻佻》、《酒失》条各载的杜甫与他人事迹,多引杜诗作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