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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夏战争对范仲淹文学创作的影响学毕业

2015-01-06 01:01

　　论文关键词：范仲淹  宋夏战争  边塞词  诗史性质
　　论文摘要：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其文学创作深受束夏战争的影响，并呈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以诗文记吏，再现战争场面；其二是以边塞生活入词，首创豪放词风，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其作品使我进一．步认识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范仲淹(989一l052)，字希文，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作为一名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文人．范仲淹一生共创作了诗歌300多首，散文160多篇，词5首。范仲淹所生活的北宋中期，正值与西夏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作为一名儒家士子，他始终为西北战事而担心，并由此“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发变成丝，血化为泪”。此后他担当将帅，亲自走向西北边塞守边御夏。长达四年的战地经历，使得范仲淹对宋夏战争有着更加真切的体验，其文学创作风貌也因此深受影响，并呈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以诗文记史，再现战争场面；其二是首倡豪放词风，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目前学术界对范仲淹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政治革新、教育贡献、学术成就、军事外交才能等方面，却忽视了宋夏战争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从而进一步深入去认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以诗文记史，再现战争场面
　　围绕西夏立国拓疆与宋遏制扩张、实现统一的矛盾，北宋与西夏断断续续展开了近百年的争战。范仲淹一生正值宋夏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到他晚年时，宋夏矛盾愈趋激化。在国家命运受到严重威胁的紧要关头，其内心的爱国热情及忧患意识顿然勃发，他不仅走上了战场，亲历战争，同时还用诗文记录了国家危亡时期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体现出鲜明的以诗文记吏的特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让观察使第一表》)，因而在他的诗文作品中，作者往往将现实叙事与感时伤世的爱国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以诗补史的意义，而宋夏战争无疑是这类作品产生的原动力。

　　北宋初期，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形式主义文风大为盛行，而随着宋夏战争的连续爆发，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空前勃发。范仲淹与当时的一批重要文人如欧阳修、梅尧臣、苏舜卿等，为了挺立士风、振兴诗坛，共同发起了诗文革新运动，主张诗歌要有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功用，并由此形成了以诗论事、以诗论史、以诗论政的创作潮流。在此基础之上，范仲淹继承并发展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强调诗歌应该发挥讽谏教化、规弊时政的作用。他在《唐异诗序》中云：“诗之为意也……锵如乐府，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这显然是承续了《诗大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观念，并进而提出“意必以淳，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无虚美，无苟怨。隐居求志，多优游之咏；天下有道，无愤惋之作”的创作要求。这就使得其作品在艺术上呈现出淳朴、淡远而真切的特点，同时也与“不隐恶，不潜善”的史家精神相契合，流露出以诗传史的创作意图。

　　面对西夏对北宋的威胁与进攻，宋代文人往往用“羌贼”、“西戎”、“羌奴”、“猖夷”、“豺狼”、“夷狄”等称谓指称西夏，由此可见他们对战争的反感，以及对西夏企图拓疆的憎恶，从中表现出北宋文人主张“大一统”的民族观念。作为一名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浸润的士大夫文人，范仲淹同样希望各民族间能够相互融合，不要有冲突与纷争，其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忧虑也深寓于此，并在其文章中予以明确表露。对于元昊称帝建国，范仲淹认为其“私许大号，坏中国之法”(《论元吴请和不可许者》)，由此可见他所持的民族大一统观念。在他看来：“三代以还，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陵中国，被于渭洛。齐晋逐之于前，秦汉驱之于后。中原始清，人伦乃叙。逮于西晋之弱，群胡猾夏，天宝之末，石晋之际，中国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后，虽疆土未复，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备，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复相交构，夹困中国，元吴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镇戎，杀伤军民。曾无虚岁，中国之兵讨伐未利，而北人举十万众，谓元吴是甥舅之邦，责中国不当称兵，此交构之迹，更何疑哉?”范仲淹对自古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演进作了简要梳理。夏商周时期，所谓的中原、夷、蛮、戎、狄等不同民族，就已经共同生息繁衍、交往并相互影响。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争霸与学术争鸣，四夷民族因之文化上的落后开始受到歧视，就连孔子都提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严华夷之辨”的早期民族思想随之产生，并历代绵延，这也使得中原政权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开始了长达几千年的民族冲突与融合。尽管范仲淹对西夏入侵北宋持批判态度，但他并未因此而掩饰北宋朝廷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正如王安石所言：“西夏与中国强弱为向背，若中国形势强，附中国为利，即不假杀伐，自当坚附。”儿钾鼹西夏之所以不服从于宋廷，与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势有很大关系，从而不能被诸边少数民族所臣服，纷争与战乱也就在所难免。在此观念下，范仲淹多次上陈诸如《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奏乞拒契丹所请绝元吴和约》等奏章疏议，以此劝说朝廷以守为攻，减少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危害，从中表现出其主张“大一统”的民族观念，这代表着北宋文人对宋夏战争性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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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于国家危难之时被朝廷召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负责西北军事防务。范仲淹在诗歌中对此有所记述：“中原固为辱，天子动宸襟。
　　乃命公与仆，联使御外侵。”(《阅古堂诗》)事实上在这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