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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问”中的“历史” ——晚清中国“历史

2015-06-13 01:21

【内容提要】“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1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1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摘 要 题】思想·文化
【关 键 词】策问/历史记忆/中史/西史
【正 文】
中国崇尚“信而好古”，已是学界共识。信而好古，不仅成为中国人做学问的1套主要方式，藉“托古”以争正统在历史上也时有发生。（注：钱穆晚年讲学，就特别讲到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仅孔子如此，也是中国人做学问的1套主要方式。参见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余英时论及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时，也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哲学的突破”是以“王官之学”为背景，而且“突破”的方式极为温和，往往是诸家论“道”皆“托古”以争正统，都强调其历史性，即与以往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7页。）及至晚清，由于社会变动不断加剧，对过去的重新阐释愈发突出。以“托古改制”名闻士林的康有为对此就有精到的解释，“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1]梁启超《古议院考》发表后，严复致书质疑，梁也因此解释说，“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2]这些都昭示着，“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而基于“建构论”(constructionism)或“工具论”(instrumentalism)的立场，“传统”或“历史”是如何“发明”的，也当引起关注[3]。于此，就有必要进1步探问，“历史记忆”是以怎样的方式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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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历史与记忆的相关性，不是什么新问题，对此的阐述，可以说本身即已有悠久的历史。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尝试对人类的学问进行划分时，就表示，“对人类学问(learning)的最好分类是根据学问活动的主要场所——理性灵魂(the　rational　soul)——所有的3种主要官能而作的分类。”由此，他也指出，“历史与记忆相关，诗与相象相关，哲学与理性(Reason)相关。”[4]进入20世纪，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对历史认识的思考，也强调人类历史通过记忆与现在联系起来，“历史是记忆，我们不仅懂得记忆，而且还根据它生活。如果我们不想化为虚无，而想获得部分人性的话，历史就是奠定了基础，我们继续受它束缚。”[5]只是，这些文字都还只是强调历史与记忆的相关性，却未曾涉及记忆是如何展开的。就此而言，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占据重要位置，也不难了解。如论者所指出的，“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1种重构，哈布瓦赫无疑是第1个强调这1点的社会学家。”[6-p59]哈氏关注于“记忆的社会框架”，还通过具体例证说明，依据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以此来对照中西沟通中所产生的种种现象，或者可以说，援据历史，亦即是唤起历史的记忆，构成晚清中国理解陌生的外部世界的重要环节。相应的，关注历史记忆在晚清是如何延续的，对于我们理解这1时期思想文化的演进，也是重要的视野。
本文拟依据晚清中国特殊的媒介形式——“策问”，分析“历史记忆”的延续方式。无论从哪方面说，“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被唤起，都是事出有因的。清初广织“文网”，以收缴删禁图书的方式磨灭人们的历史记忆，早已埋下其“复活”的根基；而所谓“3千年来所未有之大变局”，更使本土历史记忆资源广为开启以应对之。实际上，晚清中国“历史记忆”之唤醒，也明显受两个因素主导，1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1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就前者而言，近年来已不乏这方面的论作（注：王汛森分析了清末历史记忆的复活，以及服制等生活传统之隐而复现，如何影响到以章太炎为代表的1群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上的选择。沈松侨则透过晚清知识分子对中国“民族英雄”系谱的建构，讨论了历史书写与国族想象的关系。参见王汛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思与言》第34卷第3期，第1-18页，1996年9月；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第77-158页，2000年6月。笔者对于晚清以来“托古”之论述策略及成因，也有所论述，参见章清《“传统”系谱的建构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论述策略》，见刘青峰、岑国良编《自由主义与中国近代传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288页。）。相较而言，检讨西方因素对中国历史记忆的开启，所涉及的主要还是“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之类较为宏大的课题，讨论的前提往往还把“西方”当作“已知量”（注：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曾善意警告过把西方当作“已知量”的看法。见史华慈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不可否认，这些探讨都有益于揭示西方因素主导下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1些面向，只是，宏大叙事不免影响到对“历史记忆”如何延续的把握。在将“西方因素”具体到“西史”（或称为“外史”），并且将问题集中于特殊媒介的前提下，审视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如何延续，或能获得新的视野。这里的关键是，“策问”毕竟是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这样“策问”中的“历史”，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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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知识界区分“新学”与“旧学”，相应的也区分了“中史”与“西史”。在此背景下开启的中西历史之“会通”，也影响着有关中国历史图景的重新塑造。在稍前的研究中，笔者已试图说明，中国之纳入世界秩序，地理（空间）之外，尚包括历史（时间）这1环节，即中西历史的“合和”。这其中既包含外国历史作为“西学”的1部分，在中国被接纳的过程；同时，将中国历史置于“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的架构，实际即是发掘本土历史资源以对应于“西史”的过程。简言之，中西历史“会通”的过程，构成了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重要环节（注：参见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收入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236-264页；《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本文正是对前述研究的补充，将问题集中于对历史作品的探讨。由于“策问”的特殊属性，分析“策问”中的历史课题，可以清楚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基于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国之“过去”与西方之“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这其中，晚清中国“文化自持”的范式，也落实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呈现出来（注：所谓“文化自持”(Selbstbehauptung)，大致可表述为“他律引导的民族中心主义”，参见朗宓榭(Michael　Lackner)：《源自东方的科学？——中国式自断(Selbstbehauptung)的表现形式》，《2101世纪》总第76期，2003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近年来，援此讨论中国、日本、韩国的“主张”，已举办过多次学术研讨会，本文作为会议论文曾提交2004年12月于复旦大学召开的“东亚‘文化自持’范式和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
　　　　1、科举改革与“策问”：对新知之接引
“策问”是1种特殊的文体形态，其原始形态是1种政务咨询，作为1种正式的考试方式，则发端于汉武帝时的策问贤良。如论者所言，策问是中国古代历时最久，地位最稳固的考试文体；历代选拔人才的考试，都离不开策问与对策[7]。其意主要在通经致用，而又须略具文采[8]。章学诚《清漳书院留别条训》对此论列甚详，足备参考[9]。因此，所谓“策问”，大致可视作科举考试中流传已久的1种体裁。具体的书写样式，也有1定程式。曾投身科举的末科探花商衍鎏对此有详细说明，他取每场闱作之4书、5经义、论、策各1篇，以见8股文外考试题文之1斑。由于殿试对策，其制不同，所以他又特选2篇，并载发问策题及应试者之履历，以见体裁。其中所举策例，乃光绪310年甲辰科会试中式第1名谭延闿第2场各国政治策闱作1篇——“泰西外交政策往往藉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照商之看法，“未废8股时，乡会试第3场之策，是条对性质，举经史政事以为问题，随问而条答之，不写题目，只写第12问等，此改为各国政治艺学策，须照写策题，而策文对答宽泛，略类于论体矣。”（注：这里所说的“论体”，指的是论体大致分3段，第1段总发题旨，第2段实作全题，第3段推开说，挽回本题以作收束。第265-287页。）应该说，较之于“4书文”、“5经义”之类的文字体裁，“策问”还算是能许士子“自尽所长”的文字，并且主要考核士子是否广览群书。张之洞1875年为渴望进学之士所作之《輶轩语》，即言及“对策谈何易易？”不过，“平日见书多者，学问有门径者，自能多有所知，不至瞠目茫然。”总之，“经文或可欺门外汉，对策除平日多读书外，别无捷径。”[10]康有为1896年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也曾向学子介绍应策经验，“策学以《史通》合裁。问僻典以对为贵。能旁对为上乘，对出问外也。问时务子书，以议论为主。”（注：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1896年），此系康在万木草堂讲课时学生所记笔记，记录者不详。见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00页。康有为在1895年5月22日曾应殿试，其《殿试策》对此有所反映。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3联书店1958年版，第7章第8节“经义、论、策、殿试策、朝考疏、经解举例释义”，第127-131页。）陈独秀早年投身江南科考，也自认对“经义”和“策问”算是“有点兴趣”，令他讨厌的是所谓的“馆阁体”。[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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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问”之所以值得提出来加以检讨，乃是因为其在晚清科举变革中成为焦点所在，“策问”在科举考试中地位不断提升的背后，反映出世风之丕变，及思想学术的转型。甚至可以说，“策问”之被重视及其所阐述的具体内容，实际成为晚清“自改革”的重要象征。[12]
这个转变，是由主张废除“8股”、改试“策论”催生的。这意味着，科举改革凸显“策问”之作用，实际与对新知的接引联系在1起。因为“策问”这1特殊的文体形态，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可以通过具体的“问题”，考究士子对新知的掌握程度。这是在西学冲击下，有识之士急于将西学知识作为选拔人才的依凭。他们也相信如以“策问”作为考试的作文样式，能够解决此问题。
改试“策论”除为新知大开方便之门，也足以摧毁中国传统的知识架构。科举历经改革，不是什么新问题，重要的是，“策问”地位之不断提升，皆是为着纠正科举考试所延伸之种种弊端。按照王德昭之研究，尽管清廷屡有谕旨，命令各省学政严饬教官，于季考、月课时加试策论，“务期切近时务，通达政治”，并令讲解现行律例内有关刑名、钱谷各条，务“使之熟习淹贯，豫识政治之要”。但通观有清1代，直至末叶迫于时势不得不更张之前，科举考试但重首场，而首场尤重4书文如故；考官策问与士子对策，皆不得涉及本朝臣子如故；而各级学校与书院之以制义课士也如故[13]。而废除“8股”、改试“策论”1经落实，对于学术之转向，影响深远。张之洞对此的思考，颇值得重视。有意思的是，张检讨8股文之流弊，较为重视考试“次第”上存在的问题[14]。尽管张之洞多方辩护，试图对圣教的内容有周到安排，甚至表明此有俾于4书5经之重，但很显然，这样的次第安排，足以影响4书5经等内容的彰显，其实际效果也将对接引西方知识产生重要影响。1898年7月8日，光绪帝再次下诏，就大致接受了张之洞变革科举的方案，规定乡会试：“第1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5道；第2场试时务策5道，专问5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3场试4书义两篇，5经义1篇。首场按中额10倍录取，2场3倍录取，取者始准试次场，每场发榜1次，3场完毕，如额取中。”[15]
戊戌时期所颁发的各项规章，大多未曾落实，政变后，1切概行停罢，恢复旧制，科考也不例外。但正所谓大江东流挡不住，至辛丑年7月106日（1901年8月28日），上谕又重申前意，“其诏文用语，与戊戌年的罢时文之诏，几如出1辙。”（注：《清德宗实录》卷485，光绪2107年7月己卯（106日），谕内阁。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5-236页。）
大致说来，科举改革本有接引新知的意图，康有为将此分作两步走，先以策论代替经义，后以学校代替科考，是这1意图最直接的表现。张之洞所落实的办法，意图虽未言明，却也达至同样结果。相应的，落实这1意图的重要媒介“策问”，便也成为晚清接引新知的重要途径。梁启超后来对此的总结，就指明了这1点。他也点出了8股取士导致新知之难以接纳，“尊其体曰代孔孟立言，严其格曰清真雅正”，其结果是“士人皆束书不观，争事帖括，至有通藉高第，而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者，更无论地球各国矣”。废除8股产生的实际效果，即是为接引新知广开门扉，“8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昔之梦梦然不知有大地，以中国为世界上独1无2之国者，今则忽然开目，憬然知中国以外，尚有如许多国，而顽陋倨傲之意见，可以顿释矣。虽仅数月，8股旋复，而耳目既开，民智骤进，自有不甘于谬陋者，旧藩顿决，泉涌涛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闭抑遏矣。故此数月废8股之效，其于他日黄种之存亡，实大有关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