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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3)

2013-10-22 01:05
　　法律与道德同是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但它们各自作用于行为的方式并不相同。法律可以规定，拾金不昧者可请求遗失物的权利人给与其必要的补偿甚至适当的报酬，但法律不能规定，拾金不昧者必须无私无我，全心奉献。如果法律做出这样的规定，那它除了制造出成批的伪君子，还取消了美德的可能性。因为更高的善只能出于自由选择，而不是出于强制。就此而言，不要求无私奉献的法律倒成为展现更高美德的前提。
　　法律不能够直接代替道德，但它能为促进道德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环境，《物权法》就以制度化的形式确保了道德良知的发扬光大。其实，做好事得到报酬并不是单纯的法律现象，道德上也允许对人们的德行进行褒奖。《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孔子有个学生在河边走路，见一个人掉进了河里，这个学生便奋不顾身跳下水把他救起。被救者家属重谢他一头牛。有人就说他贪心，孔子却表扬这个学生。因为这一行为向社会表明：只要冒着危险救了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得到回报，只有这样才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去救人。同样道理拾得人希望得到一定物质酬谢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从捡到财物到归还失主，拾得人耗费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如代为保管财物、寻找失主等），理应得到一定的物质补偿，这才能鼓励更多的拾金不昧行为。其实，一个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首先和主要的并不依靠于道德教育，而在于公平的社会机制和相应道德规则的建立。
　　三、道德与法律的实施：道德是内心的省悟，法律是外在的强制
　　法律的评价标准是合法与否，道德的评价标准是对错与否、好坏与否。法律是对利益的一种主张和肯定，它提倡人们做符合法律规定的事；道德是一种内心世界的革命，它鼓励人们积极向上，做善事，做好事，他人尽义务。法律的着眼点在于现实世界，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不是着眼于理论本身；道德着眼于情感世界，非理性的因素占据人们的情感生活。道德是一种鼓励人们向上的积极力量，它促使人们去关心别人；而法律则是对侵犯别人利益行为的消极制裁。法律有向善的倾向，想通过法律行善必须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系和制度，确保法律的具体实施和操作。
　　道德在人心中，而法律则是外在的尺度。如果法律要干涉道德，无异于禁锢人的行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迁天下豪富万户于咸阳；汉高祖也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于关中。硬是用法律的规定约束人的求富心理，用法律手段强制道德，只能引起道德的畸形发展。晚清以来，暴力取代了 德行，成为政治的重要因素。政治巨变导致德性政治的彻底丧失，而社会动荡使得社会生活中的德性或者礼仪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受到摧残。
　　为了恢复人们心中的道德砝码，人们不惜用法律的手段强行规定道德的条款，企图用强制的手法重新召回失去的道德。但这种做法无异于使道德与法律两个不同层次上的东西合为一体，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而且玷污了神圣的道德，也使法律蒙上了不白之冤。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绝对地做到上帝的事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德性的追寻不应取代法律的规制，道德的理想不能取消经验的法律事实。法律是经验之维，而道德是超验之维。用这种有限之维规定无限之维本身就是极其荒谬的，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把无限纳于有限之中，无限会把有限撑破。
　　道德是预防，法律是治疗。道德上升到法律来源于有权组织的认同。当一项本属于道德管辖的事务大大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扰乱了社会管理秩序时，就需要用法律的手段来管理了，但其前提是一定要有相应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作为匹配。不能用道德上的自律来解决人们为恶的问题，也不能用法律白条的方式来解决实际问题。法律是国家对社会生活中重大关系的调整，它必有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否则再好的道德上升到法律只能是一句空话，还可能造成道德的再一次沦丧。
　　国门开放以后，中国经历着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相互砥砺，过去一些优良的道德品质成为稀缺资源。人们普遍崇尚金钱，为得到金钱可以不择手段、背信弃义，舍己救人不再是美德而是自作自受、自找苦吃，英雄既要流血又要流泪。针对这种不道德行为，法律只能在最低限度中发挥自己的作用。